“那一代美国汉学家，还有谁培养的学生比孔飞力（Philip Kuhn）更多呢？”
方德万(Hans van de Ven)随口提到几个“孔门弟子”，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华丽名单：“新清史”代表人物、耶鲁大学的濮培德（Peter C. Perdue），著名印度裔汉学家、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加州圣地亚哥分校的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台湾“国史馆”前馆长林满红，哈佛大学前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还有他自己，剑桥大学第10任汉学教授、亚洲与中东学院院长。
他们共同的导师孔飞力，被认为是美国第二代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孔飞力师从费正清(John Fairbank)，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合称“汉学三杰”。
2016年2月11日，孔飞力在美国去世。消息传出后引爆中文互联网，悼念和讨论没有局限于学术圈，而是在媒体和大众舆论中发酵。记者曾联系方德万采访，几周后收到回信，说他错过了邮件，但即便有些晚了，仍愿意通过电话谈谈恩师。
在方德万看来，孔飞力对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贡献，除了扎实而有创见的著作外，还有他为训练新一代中国历史研究者所付出的心血。“他是那种，你绝对不会想课后跟他一起去喝酒的老师。他很严格，说话直接，比如：‘我认为你做历史研究没有前途，去找工作吧。’但这也是出于一种善意。他对待学术极为严肃、投入，同时，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愿意倾尽全力去培养学生的导师。”
1980年，方德万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系毕业，赴美深造；那一年，孔飞力刚从芝加哥大学回到哈佛，执掌费正清研究中心。彼时距中美建交不过1年多，整个美国的中国研究都还是“边缘学科”，招生名额、院系经费、工作机会无一不是捉襟见肘。孔飞力募集研究款项、推动出版青年学者著作，开启了邀请中国学者到哈佛费正清中心访问的先河。而方德万也在孔飞力的帮助下得以访问中国大陆、台湾，为他后来写成博士论文《中国共产党的建立（1920-1927）》奠定了基础。
采访中，方德万一再提及四年前邀请孔飞力到剑桥演讲的场景。“英国的学者、学生从各个地方赶来，聆听大师演讲。那时他的帕金森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但仍然坚持着做完报告，令人动容。他做了一场关于宁波商人的报告，并告诉人们理解传统中国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有多重要。在那场讲演中，他还向听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念：学术是严肃的，它不是一种谋生工具，而是一种深刻的追求。”
“他理解我们的叛逆”
澎湃新闻：您的印象中，作为导师的孔飞力是什么样的？
方德万：1980年初我到哈佛攻读博士，孔飞力是我的导师。他对待学术专注且严肃，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他有他的幽默之处。如果要说从他身上学到什么的话，很重要的就是他让我清楚地认识到，学术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你要百分之百地投入精力，殚精竭虑、全神贯注地面对它。
说实话，我们那一代学生非常叛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欧美青年都是反叛而激进的，但他对此始终给予尊重和理解。然而，他同时也在不断地告诫我们，学术研究也需要一种荣誉感，有荣誉感才能做学术。
他的严格是出了名的。跟孔飞力学习是一件压力山大的事，你得习惯于面对批评。因为他的严格，读博的时光一点也不轻松，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个噩梦。
但他始终支持和爱护他的学生，是一个非常愿意且有能力帮助学生的老师。他介绍我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和“国史馆”查资料。那时我初出茅庐，但张朋园、张玉法、李云汉、陈永发这些很有名望的学者，因为我是孔飞力的学生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中国大陆，也是因为他的介绍，我得以访问北京大学历史系、人民大学党史系。那是1986年，不少材料是开放的，后来我写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博士论文。
我还想起，在台湾查资料时，突然得知我岳父被刺杀的消息（方德万的岳父Malcolm H. Kerr是黎巴嫩裔中东问题研究专家，贝鲁特美国大学校长，1984年1月在办公室外被枪杀身亡）。孔教授马上打电话给我，问我需要什么帮助，并给我一些建议。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莫大的帮助。
另外，他作为一个导师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为了培养学生，乐于承担一些非常繁重的工作。他会逐字逐句地阅读学生的论文，巨细靡遗地修改、批阅，提出批评、建议和疑点。他这样对待每一个学生的论文。这无疑是非常大的工作量。这也意味着，一旦过了他这一关，这篇论文就可以站住脚。
他就是这样，勤勉、投入，不辞劳苦。我想不出他们那一代美国汉学家还有谁教出了像他一样多的学生。
汉学研究要写给中国人看
澎湃新闻：孔飞力先生去世的消息在中国引起了众多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这种关注已经超出学术圈的范围。我们也在网友的悼念和回忆中看到，《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一部具有普遍影响力的作品。您如何理解作为学者的孔飞力？
方德万：《叫魂》当然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它让人想起蒲松龄的小说，故事环环相扣。它试图分析政府和权力在中国是怎样运作的，试着去理解“绝对权力”的风险所在。这本书在海外的学术界可能没有它在中国那样轰动，但我想他当然乐于见到这本书在中国有这样的反响。他曾经说，这本书是为当代中国人而写的。
关于他的研究，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很多所谓汉学家的书，是为非中国读者所写，有时候不过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在中国国内已经是常识的内容复述一遍而已。孔飞力最坚持的，就是希望他的作品对于中国人而言也具有独创性和启发性。他对他的学生也做这样的要求。他希望我们的研究，对中国学者来说也有独特的价值，而不是炒冷饭。
澎湃新闻：他一生惜墨如金，著述不多，大概也与这种态度有关？
方德万：首先当然是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制度给了他空间，没有所谓“考核”的压力。
第二，其实他的著作不算少，很多人一辈子只有一本著作，他有四部。我想孔教授给人这种印象的原因是，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70）出版后20年才有新作问世（即《叫魂》）。其实他还有很多重要的文章。
第三，他做研究从来不使用研究助手（Research Assistant）。他坚持自己阅读一手史料档案，并且要求他的学生也这样做。他写太平天国，写叫魂，都是非常仔细且全面地阅读过史料，对当时中国的情况理解得贴近和深入。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这也是产出不算多的原因。
他非常强调档案阅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历史研究，档案很关键。
1984年他到中国访问，并且从第一档案馆复印了一批清宫档案带回美国，那正是后来他写作《叫魂》的基础。但他回到美国以后发现有一批资料没有收到。他说，他是通过外交邮政（diplomatic post）把档案寄回美国的，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有中国人，他们可能看到这些复制品上写有“密”的字样，也搞不清这些历史文件究竟是不是涉及机密，就扣留了。这事我们后来聊起来觉得挺有趣。
“这个中文口语并不流利的美国人，写出了《叫魂》”
澎湃新闻：通常我们说，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孔飞力是美国第二代汉学家的典范，和魏斐德、史景迁并称“汉学三杰”。您如何看待他作为一个美国汉学家的角色？
方德万：“第二代汉学家”这个提法在我看来非常有趣，我们很少这样说。当然我可以理解，在中国，看重师承和辈分，孔飞力是费正清的学生，所以说他是“第二代”也没错。孔飞力、史景迁、魏斐德当然都是很突出的，在这个领域里的地位都很高，不过三人各不相同，各有长处。
刚才提到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叫魂》，在我看来，这本书表现出孔飞力对史景迁的一种认可。很多人认为史景迁的书可读性强、叙事性强，但学术性不够，不以为然。我不这样认为，我本人也佩服史景迁。我想，擅长讲故事，能让学术成果的影响力溢出学术圈，这是对的。
澎湃新闻：在第二代汉学家之后，现在的欧美中国学研究似乎有一种“遍地开花”的现象，理论更前卫、视角更独特，但早期那种脍炙人口的作品少了，分析问题也越来越专业和琐碎。
方德万：我觉得这是件好事，也应该这样。
首先这说明中国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受重视的领域，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研究中国。其次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问题。第三，没有一个“绝对权威”，恰恰说明这个学科正常了，成熟了。
澎湃新闻：现在的中国人还是喜欢读费正清、孔飞力，是不是意味着后来的作品没有同样大的吸引力力呢？
方德万：首先，费正清、孔飞力他们的关怀，主要还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议题。这其实是当代中国人仍然非常有兴趣的话题。
其次，现在中国的青年学者，他们觉得中国历史还是中国人比较了解，觉得外国人不能真正理解中国。我觉得这很自然，中国人当然更理解中国，中国学的中心应该在中国。我现在上课有很多中国来的学生跟我开玩笑说，你们老外写的东西我们不看。他们认为我们是来学习你们的研究方法（method）。
不过，我认为历史学没有所谓“方法”，历史学科没有经济学、社会学那样的理论。尽管孔飞力教授强调理论学习，但我认为，这个重点是在于广泛阅读各个学科的经典，开阔视野，而不一定是要历史学研究有什么理论。
我认为中国历史研究有两个重要的技巧，一是档案（解读），一是中文（能力）。对档案重要性的强调，多少次都不为过，而语言，你当然要借此了解他们如何沟通、思考、表达。
澎湃新闻：说到语言，孔教授其实不怎么说中文，是吗？
方德万：是的，他的阅读要比口语好得多。事实上我从没听过他说中文。对于他们那代人来说这很正常。相较而言，我们这一代人有更多机会与中国人互动，而他们那一代人很少很少。但是这个中文口语并不流利的美国人，写出了《叫魂》。
原标题：
孔飞力弟子忆先师：那一代美国汉学家，他培养的学生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