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多方消息证实，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因患癌症于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在上海去世，这样，“中央文革小组”所有成员都离开了人世。图为1966年，戚本禹（右四）与毛泽东、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天安门城楼合影。
戚本禹（1931—2016），山东威海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图为文革初期的戚本禹（右一）与姚文元、关锋合影。
1968年1月他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关入秦城监狱。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6年出狱后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至1990年代初退休。育有二子一女。图为文革期间、戚本禹（右一）与蒯大富交谈。
1949年入党不久，戚本禹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很好。图为1967年庆祝五一晚会，戚本禹（前排右五）与毛泽东、林彪、等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市革委会委员。
他学习刻苦，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工作认真，受到过多次表扬。因为他文笔很好，在中央团校学习结束后，他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他当自己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工作。后来，田家英又推荐他去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任科长，行政上是18级。
1958年，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八司马事件”，这件事让毛泽东记住了戚本禹。那年3月，就全国来说，反右运动已进入尾声，但中南海的中央机关整风因按计划排在后面，到此时才开始。东风日报刊载的戚本禹批《清宫秘史》的文章，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在中央政治秘书室开始整风时，林克、戚本禹等8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图为文革中关于戚本禹的报道
因为当时反右运动已经明朗化了，他们就借反右运动批判这8个年轻干部，说他们“反党”。中南海的干部中竟然出了“反党分子”，这在中央机关里是件大事。后来，有人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在成都开会的毛泽东，毛泽东为8个年轻干部说了话。图为文革结束后戚本禹接受审判。
毛泽东此言一出，马上解救了戚本禹等8个年轻干部，也使这8个年轻干部从心里感激毛泽东。1962年，戚本禹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又一次挨整。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偶然遇上了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直言了自己受到的冤枉。毛泽东一听“戚本禹”3个字，便记起了他是卷进“八司马事件”的人。戚反映的事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毛责令田家英细查。经查，戚本禹确实是冤枉的。图为2006年的戚本禹出席活动，给企业家开讲座。
在中南海工作的戚本禹，知道毛泽东爱读历史书，就向毛泽东学习，留心去读历史方面的书籍。一来二去，他对研究历史产生了兴趣。田家英本是毛泽东的秘书，也是最早赏识并提拔戚本禹的人。在中南海，田家英不仅呵护着戚本禹，还经常在毛泽东面前替戚本禹说好话。可以说，戚本禹能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是与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为他说好话有直接关系的。图为2006年的戚本禹出席活动，给企业家开讲座。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却取代了田家英，在中南海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久，戚本禹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和有地位的理论骨干担任，戚本禹能成为历史组的组长，在当时已经非同一般了。图为2006年的戚本禹出席活动，给企业家开讲座。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戚本禹作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图为2009年的戚本禹重回天安门。
各地的党政干部都意识到，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意见，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更加趾高气扬，每日昂首阔步前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大员，他都不放在眼里。连当时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图为2009年的戚本禹重回天安门。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戚本禹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他从此进入了“中央首长”之列。图为2011年的戚本禹。
1966年底至1967年初，戚本禹在工作之余开始动手写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3月底，他的这篇文章脱稿。在送去发表之前，他先把文稿的内容捅给了北京的一份红卫兵小报。这份红卫兵小报闻风而动，立即在报纸上提出：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自封为“红色买办”。3月31日，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播出，接着在《红旗》杂志第5期上发表。出自戚本禹之手的这篇讨刘“檄文”，终于发出了。戚本禹在文章中给刘少奇罗列了八大罪状，并一连用了八个“为什么”来对刘少奇兴师问罪。图为2011年的戚本禹。
戚本禹在文章中还针对刘少奇断言：“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开了一个不点名却不点自明的方法恶毒攻击、陷害老干部的先例。图为2013年的戚本禹。
紧接着，在戚本禹的鼓动下，中南海一个造反派组织冲进刘少奇家里，揪斗了刘少奇夫妇。刘少奇对造反派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抗议，对他们的诬蔑进行了批驳，但却受到拳打脚踢。由戚本禹指挥的这次事件，开了直接侵犯共和国主席人权的先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图为2011年某报采访戚本禹报道。
在戚本禹指挥下，造反派也揪斗了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在揪斗中，也有武斗行为。在中南海的外边，戚本禹鼓动大批红卫兵围困中南海。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揪出刘少奇决不收兵。图为2011年的戚本禹。
此外中央文革小组又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事件，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图为2015年的戚本禹。
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1967年8月26日，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经过慎重考虑，下决心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图为2015年的戚本禹。
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目的是通过积极揭发批判王力、关锋二人，好好表现自己，以求自保。图为2015年的戚本禹。
不过陈伯达、康生和江青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他们给“王、关、戚”扣上了“变色龙”、“小爬虫”的帽子。他们也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图为2015年的戚本禹的题字。
最终戚本禹在“请假检讨”后，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重新审理“王、关、戚”时，王力和关锋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他的党籍，还决定将他起诉至法院。2015年的戚本禹。
戚本禹的刑期，从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1986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戚本禹被剥夺4年政治权利，则要到1990年初为止。据去过戚本禹办公室采访他的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记述：1988年他去采访戚本禹时，戚本禹还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访时，神态自若，头发乌黑，很随便地蓬松着。他肥瘦适中，身体不错，谈话时无拘无束。图为2016年3月30日，叶永烈在病房采访戚本禹。
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各种书报他都看，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还说：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这句话，是颇为意味深长的。图为2016年3月30日，叶永烈在病房采访戚本禹时戚本禹留字。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宣布遇罗克所写《出身论》是大毒草，并致其最终于1970年3月5日被宣判死刑。图为遇罗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