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掩卷长思《堂吉诃德》
赵振江
《 人民日报 》（ 2016年04月24日 07 版）
塞万提斯
《魔侠传》
《堂吉诃德》
2016年是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在读者心中，塞万提斯已经和堂吉诃德一起，在世界文坛上化作了永恒。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塞万提斯逝世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就是证明。笔者曾有幸在这一天访问西班牙，马德里市中心酒店的电视大屏幕上，全天候转播世界各地人们阅读《堂吉诃德》的画面，其中也包括中文版《堂吉诃德》译者董燕生和笔者用西班牙语朗读这部名著的一个片段。
正如在阿根廷，人们将何塞·埃尔南德斯直呼为他在史诗中塑造的马丁·菲耶罗一样，如果将塞万提斯称作堂吉诃德，也不为过。虽然后者纯属虚构，但堂吉诃德多舛的命运和不熄的理想主义精神也令人不时看到作者的身影。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塞万提斯1547年10月出生在马德里近郊的一个小镇，中学毕业后就随父亲四处行医。1569年，他作为红衣主教阿夸比瓦的侍从赴意大利，受后者影响，他阅读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并开始写诗。一年后，塞万提斯应征入伍，并在1571年抗击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勒潘托战役中失去左臂，落下了“勒潘托残臂人”的绰号。他在战后随军赴那不勒斯；两年后，和弟弟一起回国，途中被海盗掳往阿尔及尔。家人拼尽财产仅够赎回一人，他毅然把机会让给了弟弟，自己甘愿服苦役，5年后才被西班牙教会救出。俗语虽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对塞万提斯而言却并非如此，厄运一直伴随着他。他多次上书求职未果，只好写些应景诗文，赚取些许稿酬，聊补无米之炊。
1584年，塞万提斯创作的牧歌体小说《加拉特娅》出版。1587年，他终于获得一个军需职位，却因被诬告“非法征收谷物”罪而锒铛入狱。出狱后的塞万提斯好不容易谋了个税吏的差事，却又因银行突然倒闭、老板下落不明、无力偿还税款而身陷囹圄。出狱后，他四顾茫然，满腔悲愤，惟有良知还能支撑他全身心地投入写作。
塞万提斯蜗居在下等公寓，楼上是风月场，楼下是酒吧，贫困仓皇，可想而知。1605年，《堂吉诃德》第一卷终于问世，一年内再版6次。然而热闹过后，“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时人不过将堂吉诃德看作一个难登大雅、书迷心窍的疯老头。命运对塞万提斯依然不公：因门前有人遇刺而入狱，因女儿陪嫁案受审，法院继续追缴税款，妻子病逝；更有甚者，有人竟抢先发表了伪《堂吉诃德》下卷……然而，就是在这样坎坷的一生中，塞万提斯依然著作颇丰：除了《堂吉诃德》（上、下卷）以外，他的作品还有十四行诗、牧歌体小说、戏剧、幕间短剧以及长篇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等。
“是金子总会发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认识到《堂吉诃德》的真正意义。德国诗人海涅将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称他们是“三头统治”：在小说、戏剧和诗歌这三类文学创作中各领风骚。此外，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流派的作家无不受到塞万提斯的影响；滑稽模仿、多重叙事视角、套盒结构、元小说、对话、超现实场景、让读者参与创作……所有这些小说家们津津乐道的写作手法都曾出现在《堂吉诃德》之中。法国文学评论家勒内·基拉尔认为“西方小说没有一个概念不曾在塞万提斯的作品里初露端倪”；米兰·昆德拉则认为“现代的奠基人不仅有笛卡尔，还有塞万提斯”；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确信“现代世界开始于堂吉诃德于1605年离开家乡的那一刻，他走出去，进入外面的世界，却发现它与阅读中所经历的一切如此不同”。2002年3月7日，全球54个国家100位资深作家投票评选出了百部世界名著，《堂吉诃德》以50％的得票率名居榜首，遥遥领先于其他作品。
“吉诃德精神”在中国
《堂吉诃德》问世两年后就被译成了英文，汉语版的出现却已是30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尽管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下卷致雷莫斯伯爵的献辞中写道：“……前者，伪《堂吉诃德》（下卷）流传甚广，令人苦不堪言。各方朋友催促在下速将真品呈送阁下，以正视听。然最为情切者乃为中国之大皇帝。一个月前，他遣特使送来中文书信一封，要求（应是‘恳求’）在下将《堂吉诃德》一册送至中国，皆因其欲建一所卡斯蒂利亚语书院，拟以堂吉诃德之故事为教材，聘在下为院长。”
当然，这纯属杜撰，但足见这位文学大师对中国有所了解，并兴致勃勃地将它写进了自己的献辞中。时至今日，塞万提斯的“呓语”已经成真：不仅《堂吉诃德》早已被译介到中国，塞万提斯学院也于2006年在北京创立，后又到了上海，除教授西班牙语外，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也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巴塞罗那、格拉纳达、巴伦西亚、莱昂和拉斯帕尔马斯等6座城市创办了孔子学院。
1922年，《堂吉诃德》首部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题为《魔侠传》，由林纾与陈家麟合作翻译。由于林纾不懂外语，陈家麟也只通英文，总体而言这不是一个成功的版本，但基本译出了原著上部的故事情节，文字简明、洗练，往往用几个字就能传神地表达出原文的意思。重要的是，这部伟大小说最早被呈现在了中国读者面前。
《魔侠传》的出版掀起了一个翻译《堂吉诃德》的小高潮，先后出版过数种中译本，但都是转译，而且几乎都有删节。直到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推出了杨绛先生译自西班牙语的全译本，这也是目前国内印数最多、流传最广的版本。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又有董燕生、屠孟超、孙家孟等西班牙语翻译家的全译本陆续出版。
在我国，最先对堂吉诃德这一形象做出积极评价的是周氏兄弟。周作人在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讲稿中写道：“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Don Quixote（堂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先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Don Quixote也，此可深长思者也”。
最初，鲁迅并未像周作人那样赞美《堂吉诃德》，但他们对待《堂吉诃德》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那场“革命文学”内部论战中，鲁迅受到围攻，被称作“老骑士”“堂鲁迅”，但他却没有像对待敌人那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请郁达夫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并自己动手翻译了卢察那尔斯基的戏剧《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第一场，又请瞿秋白译完全剧。他没有为自己辩驳，而是通过译介两个阐释“吉诃德精神”的著名文本，将“吉诃德”的意义概括为“崇高的忘我精神和神圣的理想主义情怀”，从而既为“吉诃德”正名，也为自己进行了辩护。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堂吉诃德又被赋予了“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特质，呼唤人们像他那样无私无畏地奋勇杀敌。在文学界，诸如张天翼的《洋泾浜先生》，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以及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堂吉诃德》的启发和影响。
400年了，塞万提斯并未离开人世，他笔下的堂吉诃德依然鲜活，他的精神也依然具有普遍意义。在这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依然需要捍卫自由、争取平等、同情弱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吉诃德精神”。
人物速写：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