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杨绛先生离世后，围绕知识分子的身份与责任的争论，会没想到会持续这么久。网络年代，这算是一个例外。此次参与争论者，大多是认同自由价值的，至于有人担心这是自由主义群体的一次撕裂，我看多虑了。
无论是张雪忠与笑蜀的“改良与变革”之争，还是徐贲与张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勇气”之争，按目前境况看，大概只有上述群体才会关心这个真问题。其他阵营的知识分子，不少早已把真理视为服务于权力的工具，或当作可叫卖的产，他们才不会关心这些。所以，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如果出现对真问题的争论，可能大多会发生在这个群体内部。这不是撕裂，而是试图通过争论来弥合观念的裂缝。
在知识分子沉默的讨论上，徐贲和张鸣各发表了两篇文章，该说的话都说清楚了，误会已消除。我想分析的是，近来在这个群体中，为何屡屡爆发与知识分子身份与责任有关的争论。前段时间与贺卫方有关，这段时间转移到了钱钟书和杨绛身上。
对关注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老问题，“公知”最火的那段时间，有过大量讨论。可能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专业的人进入公共领域时，无须审视自己的身份，因为讨论的问题，多与他们的专业有关。但其他专业的人士，在关注公共事务时，多会重新审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没有这种审视，是难以长期坚守在公共领域的。
其实在欧美，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并不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比民众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这其中，最著名的两位是：韦伯和哈耶克。
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正当职责是提供正确的知识，而在公共生活中应尽的责任，与一般民众无异。这与韦伯对知识分子现代性的反思有关。在韦迫看来，上帝已死，让多神论成为现代生活的现实，生命和世界的意义，不再像信仰时代那么确定无疑。在彼此对立的诸神中，现代人必须自己选择他的信仰，知识分子无法提供帮助，更无法扮演先知或救世主。
韦伯认为，知识分子充当不了生命的导师或社会的领袖，他失去了指导别人的“专业资格”。学术已与世界一起脱魅，不再是什么通往“真实存在”的道路，各种幻像都可能被打破。现代社会的专业化，使得再渊博的知识分子，生存境遇也比不上一个原始人，原始人至少熟悉自己手中的工具，而现代人对自己使用的一切，却所知甚少。
韦伯之所以要重新审视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目的是为了辨明现代社会中，学术工作的性质和意义。他认为，今天的知识分子已无法提供对人生和社会一般意义的解释，只能增进人们支配世界或人生的技术手段，因为它是按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并不提供人生和社会的目的。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一个知识分子如超出他的学术职责，对社会公开发布对政治或人生的观点，只会使他丧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德性：知性认知的平实，并制造社会生活和心灵生活的可怕的“怪物”。韦伯的这一反思，针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曾在德国知识界流行的“文人化学术”。所以，他认为任何救世主式的批判或煽动，只会破坏知性认知的平实。
我不完全认同韦伯的观点，但我相信，作为知识分子认知自身的一种社会政治理论，他的观点在中国知识界还是有一些信奉者的。我们如何评判相信这一理论的知识分子作为？说他们犬儒吗？当现代社会受够了各种“真理代言人”的苦难之时，韦伯对知识分子“无知”的反思，确属一种疗救。有了韦伯对于知识分子责任的反思，才能推导出维持一个诸神竞争的结构与社会生活多元化的重要性。这种自由主义观，也是建立在现代价值多元主义基础上的。
哈耶克显然是对中国极具启示性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考察他对知识分子公共责任的评判同样很有意思。哈耶克几乎是现代思想家中，最为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人，他把个人自由权利受到的威胁，视为人类社会最大的危险。
他对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之所以持批判态度，是因为他从希特勒政权中观察到这样一种现实，极权体制的形成，并不是希特勒等少数人就可实现的，而是因为在当时整个欧洲知识界都弥漫着一种“需要更多计划”的思想观念。这使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人类在改变社会处境时，为何总会受到一些错误观念的支配？所以，哈耶克从研究政治理论开始，把那些充满建构理想的知识分子，往往视为极权之源。
在哈耶克看来，知识分子如果想组织社会或资源，达成一个单一目标，哪怕就是为了民主的目的，而否认个人目的是至高无上的自由领域时，也是一种危险的行为。
他认为：“一个社会的福利或个人幸福，不可能充分表达为一个单一目标，而只能表达为一个种种目标的等级、一个每个人的每种需要都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全面价值尺度”。这种包罗万象的价值尺度，再有才智的知识分子，也无法对人们无穷无尽的需求一一标出轻重。所以无论是民众还是知识分子，都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对人们应该干什么形成共同的观点。一旦以共同的社会目标为原则，想指导别人怎么干或干什么时，就意味着极权意识的开始。共同行动，只局限于人们对共同目标一致同意的那些领域。而且，在其中个人的目标体系永远至高无上。哈耶克认为，只有允许不同的人，将共同目标用于多种多样的意图时，人们才最可能对共同行动达成共识。
哈耶克担心的这种危险，近年来屡屡发生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哈耶克从来不会苛责其他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这不仅是对他人人格的尊重，也是对其中极权意识的提防，所以即使在他面对对手时，也怀有悲悯心：“我们不是都已根据自己最高明的见解而奋斗，我们当中许多最优秀的头脑，不是为建立一个更美满的世界而不停地工作着吗？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希望，不是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为目标吗？如果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如此地不同，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那么，邪恶的势力必定已挫败我们的意图，我们成了某种邪恶力量的牺牲品，对这些邪恶力量，在我们能继续走上通往美好事物的道路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吗？”
在哈耶克眼中，任何社会目标的实现，都不可能出自人们有意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类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群体选择的结果，知识的成长只能同步于这一过程，不可能超越其上，并起引领作用。哈耶克反对的那些知识分子，恰恰不相信这一点。
确实，近年话语空间的变化，使对公共事务发声的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人还能发声，有些人却失声了。对公共话题如何发声的焦虑和尴尬，普遍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很显然，那些还能发声的人，因为有失声的同道存在，只能把自己降格为一个平庸者。因为对那些消失者来说，你说什么，只要能说出来，就可能是陈词滥调。这种焦虑感，或许是近来引发知识分子公共责任争论的真正根源。但这种要求统一步调的声音，确实又与我们所恐惧的那种声音，有极大相似性。我们显然要提防落入波斯纳所说的“公共越多，智识越少”的陷阱。
我是一个诗人，但七年来，一直是一个职业的时政评论人。在这七年时政评论的写作中，我感到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威胁，除了我们惯常认为的那些领域外，还有遍布社会的思想陷阱。在大陆的观点市场，到处弥漫着各种极端或绝对的观点，稍不留意，你就可能身陷其中，它不仅慢慢会损坏你对真理、正义和良知的判断力，也会让你对社会、文化与人的丰富需求的感知，变得越来越粗鄙。这才是最可怕的社会现象。
中国未来社会的变革，不可能是某一种思想或观点独擅胜场，一定是各种思潮共存、博弈，又互补、合作的结果。再卑微的人，对来自庞然大物的威胁，内心也会有反抗的自尊；再卑微的人，吃到恶心的东西，也有呕吐的欲望。我们千万不能让某种驯化术消除了人的这些本能，让自己也成为邪恶和粗鄙的盟友。
奥克肖特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千万别让实现正义的热情，让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千万别因对公正的热望，让我们变得铁石心肠。当有人将愚蠢提升到一个惊人的高度，并羞辱所有的智慧与理性时，我们却不能因此而羞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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