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文中抱着发现的第一个北京人头骨留影。因为太过兴奋，摄影师只把镜头对准了头骨
▲1934年5月，考古学家在周口店办事处的院子里。自左至右为：李四光、德日进、卞美年、杨钟健、巴尔博
▲安特生
本报记者 米艾尼
1929年12月2日，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年轻的中国学者裴文中挖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考古学界将这种古人类正式定名“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
1936年，在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的主持下，在周口店又发掘出另外三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和一块完整的人类下颌骨。周口店的发现，震动了全世界。
然而，周口店的考古发掘被1937年“七七事变”打断。为躲避日寇铁蹄，5块出土的北京猿人头骨化石被隐匿起来。四年后，包括这5块“北京人”头骨化石在内的全部人类学研究资料，在准备转移往美国的途中神秘失踪。
“北京人”，被古生物学界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它的发现，为揭开人类起源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将人类自身历史整整提前了50万年；它的丢失，又给人类留下了一道世纪谜题。七十多年过去，各种传说、猜测多方流传，“北京人”在哪里的谜底却始终没有揭开。
鸡骨山龙骨
众所周知，“北京人”被发现于周口店龙骨山。这座山名来自这里的一种特产——龙骨。
在中药典籍中，龙骨是一味药材，其来源多被附上神秘色彩，说成“死龙之骨”、“龙蜕”。其实，龙骨是古代哺乳动物如象类、犀牛类、三趾马等的骨骼的化石。在上个世纪初叶的中国，只有西方来华的科学家、考古学家能了解这个常识。这些人成了龙骨的“收集爱好者”。
1918年2月的一天，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北京得到了一小包带着红色黏土的骨骼碎片化石。送给他这份礼物的是一位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化学家，他饶有兴味地告诉安特生，这些化石是他亲自采掘的，出自周口店鸡骨山的山崖，那座山就因为红土中藏着大量鸟类骨骼而得名……
鸡骨山所在的位置，一下子挑起了安特生的兴趣。那源于一场悬而未决的争论。
上世纪初，一位叫哈贝尔的德国医生在北京买到了不少龙骨和龙齿。这位医生虽不是研究古生物的专家，但很了解这些化石的学术意义。他把这批化石全部送给了著名的德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教授。
施洛塞尔在这些化石中，鉴定出了符合人类特征的两颗牙齿，这是整个亚洲大陆破天荒的发现。
当时，人类起源的古生物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第一次提出了人类进化是从猿到人的学说。与达尔文同时代的德国生物学家海卡尔支持达尔文的观点，并断言猿与人之间存在着谱系上的联系，同时，从猿到人之间存在一个尚待证实的中间环节：“缺环”。他说，“缺环”混合了人和猿的特性，可称为“猿人”。
1856年德国发现的“尼安德特人”，1891年爪哇岛发现的“爪哇人”，已经显示出人类进化史的只鳞片爪，但是受当时的科学认知水平所限，这些发现在科学界争论很大，更不要说坚决否定进化论的宗教界了。
施洛塞尔最终没有认定那两颗牙齿属于人类，没能用这两颗牙齿补上“缺环”，而是将其作为“类人猿”的牙齿公开发表。不过，施洛塞尔也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推论：未来的调查者可以指望在中国找到新的类人猿、第三纪人类或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的材料。
施洛塞尔和哈贝尔都不知道那两颗牙齿具体的出土地点，公布研究成果时只说是出自中国的直隶地区。安特生得到那包鸡骨山化石时，马上把两处地点联系在一起——鸡骨山在周口店，当时正是直隶地界。
安特生是名噪一时的地质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探险家。他在中国的身份则是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北洋政府之所以看中安特生，不单因为是他在地质学领域的建树，还因为他的国籍。当时，瑞典被认为是“少数几个对中国没有野心的西方国家”之一。
北洋政府为安特生开出了18000大洋的天价年薪。相同时期，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薪俸最高时月薪为300大洋。而安特生的月薪相当于1500大洋。
安特生倒是不白拿这份高薪，来中国不久就找到了一处大型铁矿，又先后主持或参与了调查北方煤田和其他矿藏的分布。与此同时，优渥的收入让他有条件在“矿政顾问”本职之外，充分开展自己感兴趣的田野考古调查。
在得知周口店鸡骨山是“龙骨”产地之后，安特生马上前往那里进行了实地考察。这大概是周口店地区第一次有目的的考古挖掘。遗憾的是，安特生只挖到了一些鸟类和啮齿类动物的化石。
此后不久，河南发现了大批三趾马化石和仰韶文化遗址，把安特生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不过，他没有忘记周口店。1921年，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给安特生当助手，就被派到了周口店鸡骨山进行考古挖掘。
这年8月，安特生又特意带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生物学家葛兰格前往鸡骨山，一同指导挖掘。
葛兰格可以说是当时古生物发掘技术的权威，但是无论是他还是年轻的师丹斯基，在鸡骨山都没有得到预期的收获。原因很简单，他们找错了地方。
不过，正是在这个错误的地方，安特生遇到了自己的“幸运星”。在他所著回忆录《黄土的儿女》中，安特生讲述了这次极为幸运的转折：
“正当我们在鸡骨山发掘的时候，一位中年中国男子走过来说：‘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什么用，离这里不远处有一个去处，你们可以在那里采到更大更好的龙骨。’”
新的考古挖掘地点很快到达。这里距离鸡骨山约2公里，是一处地势较高的早已被废弃的石灰矿。矿墙约10米高，面向北方，成直角状陡立着，因为常年挖掘石灰石，矿墙很不稳定，似乎随时都会倒塌。中年人指着一条矿墙的裂隙说：“龙骨就在那里头，你们挖下去，保证有大的收获。”
收获果然很快出现，先是猪和鹿的骨化石，不久后又发现了一些白色带刃的石片，像是人类原始起源时使用的简陋工具。
安特生满怀期许地对师丹斯基说：“等着瞧吧，总有一天这个地点将成为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如果有可能，你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
但是师丹斯基并没有坚持到把洞穴挖空。经过几个星期的挖掘后，洞穴已经高悬在峭壁之上，危险性越来越大，只能暂时中止。1923年夏，在安特生的一再要求下，师丹斯基进行了第二次挖掘，同样因为危险性而停止。
安特生不甘心就此罢手，师丹斯基却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再冒险了。他把能采集的化石都收集到一起，带回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
1921年和1923年对周口店的调查发掘，没有使安特生立即实现找到人类远古遗骸的梦想。在1923年的《中国地质调查简报》中，安特生甚至对周口店的考古挖掘只字未提。
其实，他的好梦已经成真，只不过当时未曾领会。
“北京人”
作为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者，安特生在世界考古学界名声大噪。而周口店的考古一时没有什么成果，被暂时搁置。直到1926年，瑞典皇太子的访华之行，意外地给了安特生一个震惊世界的机会。
作为在华声望最高的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在这年7月就接到了瑞典政府的信件，指派他安排瑞典皇太子的在华活动。安特生也想借此机会展示一下自己的考古成果。他在中国发现发掘的古生物化石，已全部运往瑞典供乌普萨拉大学研究所的维曼教授研究。安特生马上给维曼教授写信询问那些化石的研究成果。
接到维曼回信的时候，安特生刚刚从日本迎接皇太子来到北京。打开厚厚的包裹，安特生欣喜若狂。维曼寄给他的是一份周口店发现的两颗人类牙齿的研究报告，同时还有这两颗牙齿的大量照片、幻灯片。
10月22日，北京协和医院礼堂，中国科学界人士为瑞典皇太子举行了欢迎大会和学术报告会。京津两地的中外学者和知名人士齐聚一堂，会上致辞和做报告的中方代表，一位是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所长翁文灏，另一位是著名学者梁启超。安特生最后一个出场，做了一篇震动世界的科研报告。
这份报告的名字叫《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
安特生在报告中介绍了乌普萨拉大学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在周口店）所发现的牙齿中一颗是右上臼齿，大概是第三臼齿。从照片看来，它那未被磨损的牙冠所显示的特征本质是属于人类的……另一颗大概是靠前面的下前臼齿。”
“现在比较清楚，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一点在史前人类学领域是至关重要的……周口店的发现，给人类起源于中亚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一连串链条中又增加了重要一环。”
安特生最后给出了他的结论：“除了把它们（周口店所发现牙齿的主人）称作‘人’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报告演讲完毕，台下静默良久。即便在座的都是中外科学精英，也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这个结论的巨大冲击。安特生似乎预料到这个反应，开始为众人放映那两颗牙齿的幻灯片，进一步讲解。
台下似乎刚刚反应过来，有人打断安特生的发言，大声提问。时任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的美国科学家葛利普，仿佛还没有从震惊中醒过神来，问了一个安特生刚刚在报告中阐释清楚的基本问题：“‘北京人’到底怎么回事？他是人类还是食肉动物？”
安特生立即回答：“来自周口店的最新消息是，我们的老朋友既不是一位男士，也不是一种食肉动物，而是走在猿和人两者半路上某个阶段的代表，而且还是一位女士呢！”
安特生说的这段话，既有对葛利普的认真回答，也掺杂着玩笑。“走在猿和人两者半路上某个阶段的代表”，说的其实就是“猿人”。而说“北京人”是位女士，纯粹是针对葛利普称“北京人”（Peking man）时用了“man”这个男性词，所以安特生幽默地改用了女性的“lady”。
不过，葛利普和安特生的这一问一答，倒是真的给“北京人”起了名字。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黄慰文告诉记者，“北京人”（Peking man）这个名字当时是葛利普随口一说，但是简单明了，成了最通用的叫法。后来考古学家把周口店发现的人种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中国猿人”或“北京猿人”，但是最广为人知的名字还是“北京人”。
“北京人”的发现，补上了人类进化史上的“缺环”。安特生作为“北京人”的发现者，永载科学史册。不过，仅凭两颗牙齿，这个“缺环”填补得还不能算完整。“北京人”震惊世界的同时，也遭受了与“尼安德特人”、“爪哇人”类似的质疑和争论。在世界考古学界，即便是持进化论观点的人，也是各言其说，莫衷一是。
最终打消争论，让“北京人”成为确证无疑的人类祖先，还需要北京人头盖骨以及石器、用火遗迹等一系列考古成果。
发现头盖骨
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化石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致力于远东特别是中国考察的科学家都向周口店集结而来。稍有一点科学考察知识的人都知道，安特生的发现，只不过揭开了远古人类帷幕的一角，更加辉煌的成果还在周口店等待着后来人发掘。
在向周口店云集的科学大军中，冲在前面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加拿大籍人类学家步达生。
步达生和安特生有良好的共事关系，在发掘仰韶文化遗址时，安特生就邀请他参与工作，随后又一起筹备以新疆为目的的中亚考察项目。安特生忽然公布的“北京人”发现成果，一下子吸引了步达生全部的科学热情。凭借与中美两国政府和美国大财团的良好关系，步达生很快给周口店的科学发掘拉来了“赞助”，并且把安特生个人色彩浓厚的考古发掘，升格为国际合作。
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为美国基督教会创办，主要出资人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步达生的游说下，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同意每年出资一万两千美元用于周口店考古发掘，由中国中央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联合实施发掘计划。
中国中央地质调查所成立于1913年，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创建人是英国学成归来的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丁文江。其继任者翁文灏，则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在中国地质学领域有着大量开创性的贡献。正是他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达成了周口店科学考古合作协议，在协议中明确了至关重要的“北京人”化石权属：“人类及类人猿化石”由步达生掌握，但“应永久保管在中国”。
“北京人”遗址的挖掘从1927年4月16日开始，当年发掘中最大的发现，是获得了一颗完整的人牙，在当年出版的《中国古生物志》中，步达生宣布周口店的发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新属新种，即“中国猿人北京种”。可是这个“学名”没有流行开来，还是当年葛利普随口说出的俗名“北京人”，被科学界和大众广泛接受并延续下来。
周口店发掘计划进行到第二年，中国中央地质调查所对参与人员进行了调整，年轻的杨钟健和裴文中两人来到了周口店。
这一年，杨钟健31岁，刚刚在德国获得古生物学博士学位，由他主持周口店遗址的发掘。裴文中年仅24岁，一年前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当时负责管理工人账目和协助杨钟健工作。
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诸多学科的发端处，除了前两任所长丁文江和翁文灏，其成员大多是杨钟健、裴文中这样的年轻人，很多人后来都成为各自学科的领军人物。而当时年纪轻轻的他们，就已经站在中国“年轻学科”的最前沿，历史给了他们难能可贵的机遇。
在周口店，第一个得到机遇眷顾的是裴文中。
1929年，杨钟健调往山西、陕西负责新生代考古项目，周口店发掘的主持人之职，落到了裴文中肩上。
随着周口店遗址发掘深度不断延伸，堆积物的体积也渐渐变得狭小起来。当深度已进入地下40余米时，狭窄的空间几乎只能容下一两个人的身影。正当裴文中考虑就此收兵时，却意外地在空隙的底部凿穿了一个洞穴。
这个洞穴现在仍保存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里，被称为“猿人洞”。正是在这里，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了。
这一天，是1929年12月2日。
裴文中在后来的挖掘报告和回忆文章中，多次回忆过那个他一生为之激动的历史时刻。上世纪80年代黄慰文和贾兰坡共同撰写《周口店发掘记》，曾找到过当时仍在世的挖掘工人，从不同视角补充了大量的历史细节。
今年已经80岁的黄慰文告诉记者，当时从“猿人洞”洞口开始的发掘已经延伸了10米，洞内非常狭窄黑暗，只有裴文中和另外三个技工能够进入。通常情况下，洞穴挖掘要点汽灯，但是因为这个小洞穴太窄，他们只好一手举着蜡烛，一只手用锤镐、铲子小心翼翼地挖掘。
一个叫王存义的技工回忆，挖掘的动作很轻，传到洞外只是窸窸窣窣的声音。忽然，他在洞口听到了裴文中激动地大叫一声：“这是什么？是人头！”
裴文中在回忆录中描述，当时他是听到一个人说，下面有一个圆圆的东西露出来，于是赶紧下去和技工一起挖掘，露出的部分渐渐清晰可辨，他这才情不自禁地叫起来。“人头”二字刚出口，大家全都围了过来。
几根蜡烛的光亮聚在一起，清晰地照亮了圆圆的头盖骨顶部。
这个头骨化石，一半埋在松软的土层，一半在硬土之中。裴文中与几个技工把周围的杂土清理干净，尝试着取出头盖骨，它却纹丝不动。
天色已晚，有人提议等明天再挖，免得弄坏。裴文中却等不及了。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其实他已经在山中过了不知几千百万日夜，并不在乎多过一夜，但是我不放心，脑筋中不知辗转了多少次，结果决定取出来，用撬杠撬出。”
裴文中找来撬棍，轻轻插于头骨底部，然后慢慢撬动。不曾想，这颗历经数十万年已成化石的头骨，并没有像石头一样坚硬，而是很脆。头盖骨撬下来的同时，有一部分也破裂了。
（下转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