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雨果·博斯（Hugo Boss）作为纳粹党党员，“为党提供服务”倒也在可以理解的逻辑和情境中（抛开纳粹党的邪恶属性不谈，单看雨果博斯设计的那些军用制服，估计没有多少人会觉得难看的），不过，还有更多商人看中的只是战争中的财富积累。在凯文·梅尼《沃森传：特立独行者和他的IBM帝国》一书中，对于其在1937年到达德国柏林会见希特勒的描写尤为精彩，在他看来，商业永远比战争更重要，他相信他已经说服了希特勒，同时，沃森或许也轻信了希特勒的“个人保证”（绝对不会发生战争）。按照作者的观点，虽然沃森经常看到有关德国纳粹对于犹太人暴行的报道，但他“还是像1937年时的许多美国人一样，对纳粹心存侥幸”。
文/Gabe Paoletti
译/杨睿
校对/石炜
原文/all-that-is-interesting.com/major-brands-nazi-collaborators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杨睿在利维坦发布
在现代人的眼中，纳粹政权是一个邪恶的力量，他们的所作所为骇人听闻，他们的意识形态也令人嗤之以鼻。不过，历史上的纳粹德国一开始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
事实上，到今天还占据行业前沿的许多龙头公司在二战前后都与纳粹有过业务往来。
当时的许多商界领袖也都支持纳粹的意识形态，甚至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和纳粹政府保持着合作关系。其他一部分公司单单是看到有利可图，就把意识形态放在了一边，置之不理。
无论抱持着怎样的动机，这些纳粹同谋提供的物资都是在助纣为虐，有助于纳粹组织或执行大屠杀，其他纳粹同谋则剥削那些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把他们当成劳工、奴隶，帮助公司制造产品。有些公司还会在战时负责纳粹民众和部队的物资供给。
在这些公司中，一部分是由纳粹控制或创建的德国公司，但也有许多外国公司走上了歧途，和纳粹展开合作。
无论是以哪种方式，在纳粹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苦难中，这些公司也做出了“贡献”，从中获利。虽然违反了自己祖国的利益，但到头来，几乎没有哪家公司为此承担了恶果。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纳粹同谋中最知名的一些公司和品牌：
IBM
纳粹需要大量的机械和技术来执行大屠杀，其中一部分就由IBM提供。
IBM通过分公司Dehomag为纳粹德国提供了能快速有效识别犹太人和其他异己、追踪他们、运往集中营所需的技术。
战争爆发前，IBM已经是计算机行业一家国际化的大公司，在德国开展很多业务。1933年，纳粹控制德国，IBM的公司总裁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亲自前往德国。他在德国督建了一家新的IBM工厂，大量的美国资本涌入了IBM在德国的分公司——德霍梅格（Dehomag）。
德霍梅格被纳粹政府征用，进行大规模的德国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的目的是要划定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其他被纳粹政权视为异己的种族群体，以便纳粹赶尽杀绝。
IBM还向纳粹提供了穿孔卡片和卡片分拣系统，让他们能够更方便地搜索人口数据库，找出那些需要被灭绝的人。战火越烧越旺，纳粹在其他国家也重复了同样的进程。
这些打卡机和分拣系统还被用于列车调度，这些列车将把这些“异己”送到集中营去。
即使是到1941年，美国加入战争之后，IBM的高层员工仍在伪造内部数据，利用欧洲分公司秘密输出，保障纳粹德国所需的所有穿孔卡片材料及设备。
IBM与纳粹德国的生意往来一直没有中断。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交易都有利可图。事实上，战争中的纳粹德国是IBM市场份额第二大之地，仅次于美国。
战争结束后IBM接受了调查，但当时的相关记录残损，无法给IBM公司定罪。直至目前为止，IBM也没有为其在大屠杀中与纳粹的共谋向世界道歉。
大众汽车
与其他纳粹同谋不同，大众汽车不仅是与纳粹政府同流合污，它根本就是由纳粹一手打造的。
大众汽车公司的前身是在希特勒直接命令下进行的一个项目。
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汽车工业主要集中在高档车领域。这一时期每50个德国人中只有1个人有车。
1934年，希特勒试图消除这个市场空白，他决定纳粹政府要为普通人开发一种“大众的车”。这个方案是“快乐的力量”倡议（Strength Through Joy）中提出的诸多方案之一，这个倡议力图把中产阶级的闲暇活动普及到普通的德国大众身上。
这也正是大众汽车得名的起源，“Volks-”意思是人，而且具体指的是德国人，而“-wagen”的意思就是汽车。
希特勒聘请了当时著名的德国汽车设计师费迪南德·保时捷及其公司来开发这款车，这个团队后来被称为“费迪南德保时捷名誉工学博士有限公司（Dr. Ing. h. c. F. Porsche GmbH）。这个项目设计出了大众最经典的“甲壳虫”车型。
大众打算通过纳粹政府资助的储蓄计划来销售这些汽车。在这项储蓄计划中，德国公民要把每月收入的一部分花在汽车上。
然而，在德国1939年发动二战之前，大众生产的这种汽车数量很少。战争开始后，保时捷开始设计、制造战车，帮助纳粹扩张。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大众Kübelwagen，这是国防军和党卫队使用的一种轻型战车。
与此同时，大众也在继续生产“大众的车”，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纳粹的高级官员。
大众还利用集中营中15000多名“奴隶”劳工来制造汽车。他们甚至还在一处工厂附近建造了Arbeitsdorf集中营，集中营里的可怜人成了大众熟练的劳动力。
战后，英国陆军官员和工程师伊万·赫斯特（Ivan Hirst）接管了大众工厂。他们开始重新生产“大众的车”，为驻德盟军提供服务。
后来，大众又被移交到德国汽车经理海因里希·诺德霍夫（Heinrich Nordhoff）手中，他将大众一手推向了今天的高度。
1998年，大众同意成立一个志愿基金，受益者就是那些曾被他们剥削的奴隶劳工。
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公司也通过纳粹德国在经济上有所受益。事实上，可口可乐的产品芬达就是在纳粹统治期间诞生的。
1933年纳粹上台后，德国的可口可乐在麦克斯·基思（Max Keith）的领导下蓬勃发展。他改进了德国的可口可乐品牌，大幅提高了销售额。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基思还确保每个随从都能拥有所有他们想要的可口可乐产品。
然而到1993年下半年，受纳粹政府开始严格限制外国进口（包括可口可乐糖浆）的影响，可口可乐公司的利润也受到了损伤。
不过，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通过第三方积极沟通，成功说服了希特勒的副指挥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让他允许可口可乐进口这种糖浆。
不久后的1937年，可口可乐公司的一名德国执行官在和可口可乐竞争的汽水公司发现了一个可口可乐的瓶子，上面用希伯来语写着该汽水是按犹太教规制成的。这位执行官以这个瓶子为证，声称可口可乐是犹太人秘密运营的公司。这一次，可口可乐又遭遇了重创。
为了推翻这个定位，消除随之而来的德国利润损失，基思开始大力宣传，说德国的可口可乐是支持纳粹的品牌。
他还特意联络了“希特勒青年”计划，试图夺取年轻一代纳粹人的支持。
但1940年，随着二战的进行，基思又开始担心进口管制的问题。他从当地的食材中开发了一种新的糖浆，供他们在无法从美国进口正宗糖浆时使用。
基思要求公司的高管开动他们的“想象力”，确定这种新饮料的名称。它被取名为新的汽水——“芬达”。
1941年美国加入战场，基思德国分公司和可口可乐总部所有的官方联系都被切断了。
可口可乐的供应量不断减少，基思努力确保他们的汽水只供应给纳粹受伤的士兵。可口可乐耗尽之后，他们就开始销售芬达，在德国民众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战后，可口可乐收回了德国分公司的控制权。基思被驻德的美国军方以“纳粹同谋”的身份驱逐，但他很快就又恢复了领导地位。
雨果博斯
1931年，纳粹控制德国政府的两年前，雨果·博斯（Hugo Boss）在德国麦琴根（Metzingen）开创了自己的时装品牌。
不过在此之前，博斯已经是纳粹德国的同谋了：1924年他买的一家工厂生产了纳粹早期的制服。
然而，到1931年，博斯正式加入纳粹党，他从一个单纯为包括纳粹在内的诸多客户服务的工厂主，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纳粹分子。他还成了纳粹党卫队的赞助者，每月都会向该组织注资。
由于博斯早年在纳粹党的身份和地位，雨果博斯公司在德国纳粹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多成就。
虽然雨果博斯并没有设计出党卫队标志性的黑色制服，但它确实为纳粹政权制造了许多其他制服（编者注：1932年，全黑的党卫队M32制服由设计师Walter Heck和Karl Diebitsch设计完成，雨果博斯也是生产这些衣服的公司之一）。
1933年，雨果博斯正在为党卫队和希特勒青年制作制服和标准的纳粹棕色衬衫。1938年，德国开始更强烈的重新军事化时，雨果博斯开始为纳粹军队制作制服。
1936年，雨果博斯的纳粹同党筹得20万马克；到1940年，雨果博斯筹得约100万马克。
此时，雨果博斯公司开始剥削集中营的受难者来完成当时的大量订单。
博斯公司约用了140名集中营的人在工厂工作，此外还有40名法国战俘也受到了他们的奴役。
1942年至1945年期间被迫在工厂工作的简·康达可（Jan Kondak）回忆说：“营房里到处都是虱子和跳蚤。”
工厂中的人要么工作到死，要么最终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残忍杀害。
战后，博斯被列为“纳粹积极分子”和“纳粹主义的支持者和受益者”。1946年，他被处以罚款，还被剥夺了公司的所有权。
1948年博斯去世后，博斯公司的领导人变成了他的女婿，尤金·霍利（Eugen Holy）。如今，雨果博斯是一家经营奢侈时装的大公司，在世界各地销售高端服装和配饰。
1999年，雨果博斯公司终于同意向基因会捐款，为此前被他们剥削、强制劳动的人提供补偿。
美联社
美联社是美国一家新闻通讯社、摄影代理机构，世界上许多规模最大的新闻机构都广泛采用过他们的素材。
你现在阅读、观看的大部分新闻中，就有大量基本的实地报告和图像是由美联社提供的。但在20世纪30年代，美联社也同样是纳粹的同谋。
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德国境内的许多国际新闻机构都被政府施压，要他们迎合纳粹的标准。
同年，纳粹政府颁布的《编辑法》生效，要求所有专业记者必须都是雅利安血统，所有犹太人都必须从新闻编辑机构中解雇。这部法律还严格限制了哪些文章才能被允许出版。
大多数国际新闻组织都在强压下撤出了纳粹德国，但美联社却选择留了下来，解雇了社内所有犹太人。
其实，纳粹的新闻法约束范围有限，只能影响到真正的德国公民，但美联社受到的压力还是让他们作出了改变，来安抚纳粹政权。
到1933年年底，美联社德国分部的负责人已经开始拒绝发表描述德国人对犹太人歧视的图像，希望以此来维持纳粹的好名声。
1935年，美联社是仍在德国运营的少数国际新闻机构之一。大型英美通讯社，如Keystone和大世界照片，都已经被纳粹政府驱逐出境。不过，美联社仍在不断努力安抚纳粹，他们得以继续留在德国。
到了这时，德国美联社已经完全被纳粹政府控制。党卫队成员被纳入新闻编辑室，开始严格审查任何负面描绘纳粹的文章。
作为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美联社有意将德国和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纳粹图片在德国境内出售，用于反闪米特人（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古巴比伦人和古亚述人等）的宣传。他们也是美国《犹太人》宣传手册的主要图片供应商；在反闪米特人的书《低等人》（Subhuman）中，美联社在图片供应商中排名第三。
美联社照片服务的一部分还会将图片从德国卖到世界其他地区。这些图片必须经过办公室里党卫队成员的审查才能离开德国。美联社开始发表一些图片，将纳粹描绘成英雄领袖，而犹太人是低等人、是懦夫。
对于外国新闻媒体来说，与纳粹政府的合作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前所未有的。美联社为纳粹在德国境内外的宣传做出了贡献。
2017年，美联社发表声明称他们的合作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这样才能让他们从纳粹德国境内向世界提供内部报道。他们也没有为其所作所为道歉。
柯达
二战结束的几十年时间里，都没人发现美国摄影科技公司——柯达，也曾是纳粹的同谋。20世纪初期，国家档案馆发掘的一些新信息终于让柯达与纳粹德国的业务关系大白天下。
和大多数国际公司一样，柯达在德国和欧洲都设立了分公司。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国际侵略扩张，柯达仍然保留了德国的分公司。
1941年美国加入二战，要求美国企业不能再和敌对国家有进出口往来。与许多公司一样，柯达在德国的分公司独立于母公司，完全处在纳粹的控制之下。
和许多公司不同的是，柯达开始在中立的欧洲国家（如瑞士和葡萄牙）设立分公司，继续与纳粹德国开展业务合作。柯达与希特勒的个人经济顾问威尔汉姆·开普勒（Wilhelm Keppler）关系密切，仍然对德国的分公司有控制权。
柯达的分公司大量购买纳粹德国生产的摄影器材，为美国的外敌提供资金。他们还向纳粹德国出售大量的摄影和电子设备，其中大部分都被用在了战争中。
研究柯达的内部文件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战争中包含着巨大的利润，柯达公司的领导层仍在为他们与纳粹德国的关系辩护。除此之外，他们的德国分公司还剥削了纳粹集中营的250多名奴隶作为劳工。
战后，柯达重新吸收了德国分公司，以此谋利。
柯达为被纳粹公司奴役的劳动者家庭提供了50万美元，但他们也从未就柯达与纳粹德国的业务往来表示过歉意。
拜耳
拜耳公司最受欢迎的产品是阿司匹林。和治病救人不同，它和纳粹德国一样也拥有自己的恐怖历史。
拜耳创立之初是一家独立公司，但到20世纪30年代，该公司成为德国化学集团企业法本（Farben）的一部分。法本公司的全称为染料工业利益集团（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作为纳粹政权时期的一家德国化学公司，法本也曾犯下诸多暴行。
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法本与纳粹政府军队紧密合作，在全国范围内抢占化学工厂，供法本公司使用。
法本还开发了纳粹死亡营用来杀死犹太人和其他纳粹“异己”的Zyklon B气体。
此外，法本还在二战和大屠杀期间剥削集中营的奴隶进行劳动。他们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旁建了一座工厂，让营地的囚徒为他们工作。
法本的员工还经常会恐吓他们的奴隶劳工，“如果你不快点做事，我们就要给你放毒气了”。
战后，法本被解散，公司董事也因战争罪受到了审判。
24名公司董事中有13人被判犯有战争罪，但所有这些纳粹同谋都被提前释放，其中大部分人还在法本解体后成立的新公司拜耳中恢复了董事地位。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旁法本工厂任职的弗里茨·特尔·米尔（Fritz ter Meer）在战后成了拜耳的总裁。
1995年，拜耳终于为他们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表示了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