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被英国抛弃的一帮难民改变了美国
文｜王子铭（复旦大学，专栏作者）
他们不但贫穷还传播疾病，他们抢走本国人的工作，占用国家的福利开支，他们信仰异教，他们向他国领导人效忠，他们还带来强奸与高犯罪率。他们不是如今的中东难民，他们是爱尔兰人。19世纪规模最大的难民危机就是爱尔兰人创造的，而他们的接受者美国，可没有今天欧洲人那么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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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饥荒：史无前例的大移民
19世纪的爱尔兰大饥荒，让近200万难民逃离他们母国——这座快要“沉没”的孤岛，越过大西洋，来到新大陆讨一口饭吃。从1845年开始，爱尔兰的命运就随着逐渐枯萎的土豆叶子一起凋零。土壤之下，烂掉的土豆流出令人作呕的红棕色黏液，彻底毁掉了爱尔兰人珍爱的主食。
造成饥荒的是一种称作晚疫病菌的马铃薯疾病，虽然它席卷了整个欧洲，但欧洲大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爱尔兰这样依赖土豆，就这还要得益于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人的严酷统治。富裕的英国新教地主们将贫瘠的小块土地租给爱尔兰人，因为土豆淀粉含量很高又易于种植，它便成为唯一能在这些贫瘠土地上有效种植的作物。爱尔兰每年消耗700万吨土豆，他们早中晚三餐吃土豆，平均每个成年男人一天吃令人震惊的14磅（约6.35公斤），女人平均也要11.2磅（约5公斤）。
大饥荒持续了7年，风景如画的爱尔兰岛染尽了死亡的颜色。赤脚的母亲紧抱着死去婴儿乞讨食物；野狗啃食死人尸体充饥。饥饿的人群以一丛丛野草为食，绝望的农民用圣水浇洒庄稼，空洞的目光徒劳地在满是残株的田野上，试图找到一株健康的土豆苗。伤寒、痢疾、肺结核、霍乱撕裂着国家，连续不断的马车驶向乱坟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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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袖手旁观的帮凶
马铃薯瘟疫的蔓延并不是大饥荒的唯一原因。伦敦残酷的政治统治、掌控爱尔兰经济命脉却又袖手旁观的英国地主们，是这场灾难的最大帮凶。几个世纪以来，英国法律就剥夺了爱尔兰天主教徒们礼拜、选举、讲爱尔兰语、拥有土地、马匹和枪支的权利。
如今，饥荒肆虐，爱尔兰却得不到英国的食物；反而在暴力威慑下，还要向英国持续出口小麦、燕麦和大麦。
英国的法律制定者大多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信徒，他们极不情愿让政府提供帮助，唯恐因为解决人道主义危机而干扰了自由市场的自然进程。英国内政大臣查尔斯·E·特里威廉在1849年3月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冷嘲热讽：“大英帝国不能继续将她好不容易赚来的金钱投入凯尔特人（即爱尔兰人）贫困的无底洞。”而他就是英国微薄的救济项目的负责人，他甚至将这场饥荒看作解决爱尔兰人口过剩的绝妙手段，他曾言“这是上帝的决断，要用灾难给爱尔兰人好好上一课，这场灾难不能太轻松。”
到1852年马铃薯瘟疫结束，爱尔兰的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大约有一百万爱尔兰人死亡，而另外二百万逃离了他们的家园，这使得他们创造了19世纪最大的单一民族人口迁移。大部分的逃亡者，大约四分之一的爱尔兰人去美国刷盘子。他们大多不怎么了解美国，但他们知道一件事：美国总比地狱般的爱尔兰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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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材船：大迁移的开始
一个有5000艘船的舰队载着这些可怜的漂流者离开爱尔兰这不毛之地。大部分难民登上了由货船简易改装过的船只，它们中的一些过去曾被用来运送黑奴。在至少1个月3000英里的旅途里，这些饥饿、病苦，用他们最后一点钱买船票的乘客们，并没有得到比过去黑奴更好的待遇。
聚在如牲口窝一般拥挤狭小的船舱里，爱尔兰乘客们缺食少水。他们在恶臭的空气里抽噎，身上淋着粪便和呕吐物。每个成人被分配在18英寸（约45厘米）的床位空间里，而孩子仅仅有一半。疾病与死亡如藤蔓般牢牢抓住腐臭的船舱。1847年在去北美的85000名乘客中，约有四分之一死在了“棺材船”上，没有看到美洲大陆；他们的身体被裹上粗布，系上石头抛向大海，永远沉睡在了大西洋底。
贫困劳累的爱尔兰人并不是来美国呼吸自由的，他们仅仅是想要一口饭吃。在极度的饥饿与贫穷下，很多流亡者甚至无力走出他们登陆的城市港口。他们中一些人花光了一生的微薄积蓄渡过大西洋；而另外一些人是在英国地主的资助下来到美国的，因为这些地主发现把饥饿的佃农发配到新大陆，比在家救济他们便宜省力得多。
在很多美国人眼里，这些英国地主们并没有送给他们最好的人民。这些难民不像那些在殖民地时期就大量来到美国、参加过独立战争、信仰新教、勤勉的苏格兰—爱尔兰人。这些人不仅是贫穷、毫无技能、挤在摇晃不定的窝棚里的难民。更糟糕的是，他们还是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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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阴谋论：异教徒的涌入
早在爱尔兰的第一片土豆叶枯萎之前，美国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就开始了。1844年费城发生轰动一时的“圣经暴乱”，反天主教、反爱尔兰人的暴徒摧毁房屋，烧毁教堂。纽约大主教约翰·休斯，在他的圣帕特里克主教座堂周围建立了一堵墙抵御当地暴民，他还组织了爱尔兰步枪队分守城市的各个教堂。当时谣言四起，说女人们被强制关在天主教女修道院里，神甫们有组织地进行强奸，并将生下来的孩子活活勒死。
当然美国对新移民者的虐待不仅仅局限于爱尔兰人。不过，尽管德国移民与爱尔兰移民一道，都在19世纪50年代大量涌入美国，但爱尔兰人显然遭受了更多的歧视与诽谤。那些诽谤者是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罗马天主教的迫害，洗涤天主教的残余，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建立“山巅之城”。自1620年五月花号抵达后的两个多世纪，梵蒂冈的势力已经大为削弱。当时美国的老人们可能还记得，在英国殖民时期，每年盖伊·福克斯节都要在大街上焚烧教皇的肖像。
大多数新教徒反对基督教会去救济难民。当然也有例外，罗伯特·贝内特·福布斯这名美国在华最大洋行——旗昌洋行的老板，领导了美国第一次海外人道主义救助计划，他通过政府的战船向爱尔兰输送了大批食品物资。很多新教徒总觉得罗马教皇通过这些背井离乡的爱尔兰人作祟。根据《美国历史上的阴谋论：一部百科全书》，很多新教徒担心教皇和他的军队会登陆美国，推翻政府，并在辛辛那提建立一座新梵蒂冈。他们相信爱尔兰人会用天主教教规作为这个国家的法律。
由于移民管控多集中在城市，爱尔兰人就通过漫长的大西洋海岸线进入。波士顿，这座刚刚十万多人的城市，几年之内竟多了3.7万爱尔兰人。新移民的总数难以估量。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奥斯卡·汉德林认为，波士顿的爱尔兰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城市的一块“脓包”，他们很难融入主流社区，也无法被消化吸收。
爱尔兰人以极低的工资，完成大部分最卑微最危险的工作。他们开凿运河，挖埋地下水管，铺设铁路，清理房屋，在纺织工厂里做工奴。他们做码头搬运工，铁匠和农场工人，美国的工人阶级认为这些廉价劳动力抢走了自己的饭碗。有压迫就有反抗，美墨战争期间，一些爱尔兰难民拿起武器对抗自己的新家园——美国。美国军队里一些爱尔兰人组成的部队，因为受不了上司的虐待，转而遗弃美国，逃向了有更高工资和共同宗教信仰的墨西哥人那里。在美国抓住的俘虏中，有五十名叛逃的爱尔兰人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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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所知党：本土主义的崛起
爱尔兰难民遇到的是赤裸裸毫不留情的歧视，报纸上的分类广告白纸黑字清楚宣告“不要爱尔兰人。”从维多利亚英国引入的人首猴身的爱尔兰人形象，被插画家托马斯·纳斯特赋予了新的生命，他将美国人的偏见表现得淋淋尽致，将这些有着倾斜的额头、怪异外表的凯尔特人做成猿猴形象。
1849年，一个受誓约约束，叫做“星条旗的秩序”的本土新教徒秘密兄弟会在纽约成立。这个兄弟会希望美国回到它刚建立时的样子，一个禁酒、自由、新教的美国。类似的秘密会社在美国各地开花，它们大都伴着有威慑力的名字如黑蛇、时刻准备着等。
在短短几年内，这些秘密社团就联合起来形成了反天主教、反移民的“美国人党”，“美国人党”在被问到他们的政治行动时，总会回答“一无所知”，因此也被称做“一无所知党”。它的成员只能是本土出生的非天主教徒的美国公民。他们认为新教定义了美国社会，而罗马天主教是与美国价值不相容的，这也构成了他们的基本信念。
在“美国人必须统治美国”的政治口号下，19世纪50年代中期，一无所知党选出了8名州长，超过100名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包括波士顿、费城和芝加哥的市长。他们在马塞诸塞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854年该党占据了所有的州政府职务，州参议院席位和大部分众议院席位。曾掌握麻省大权的一无所知党成员多兰，下令所有公立学校必须读“詹姆士国王钦定本”《圣经》（简称KJV版圣经，内容与天主教圣经有区别），解散了爱尔兰民兵自卫组织，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并将近300名爱尔兰人驱逐出境赶回了利物浦，理由是他们浪费公共资源。他们还禁止来到美国21年以下的已入籍公民参加选举。
1856年第十三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代表一无所知党再次参加总统选举，不幸落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曾渲染爱尔兰大饥荒难民的恐怖，要求本土美国人为他投票；在1844年一场失败的纽约州长竞选中，他强力的谴责这些“外来的天主教徒”。虽然他最终落败于民主党人詹姆斯·布坎南和共和党人约翰·弗里蒙特，但一无所知党依然获得了超过20%的选票和8张选举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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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毁教堂：本土主义的暴力排外
1854年缅因州埃尔斯沃斯，一名叫约翰·巴普斯特的耶稣会士被一个反天主教暴徒拖到大街上，扒光了衣服，并在身体上浇上热油，因为这名传教士散发传单谴责当地学校使用KJV版圣经。同年在缅因州巴斯，一无所知党人在一座天主教教堂的钟楼上插上了美国国旗，之后捣毁了爱尔兰天主教徒刚刚买来的教堂长椅并烧毁教堂。一年之后，当波特兰主教回到这座城市，为纪念教堂重建埋下奠基石时，另一名暴徒驱逐了他并把他揍了一顿。
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暴力事件更为激烈。1855年选举日当天，全副武装的一无所知党人守着投票站不让移民投票，之后发起了与徳裔和爱尔兰天主教徒激烈的巷战。移民者的房屋被洗劫一空后烧毁。冲突造成大约20-100人被害，包括一名正去教区民众家里做临终祷告的徳裔神甫。暴乱之后数千名天主教徒逃离该城，但没有一个人为这场“血色星期一”的暴力事件负责。
一无所知党的暴徒甚至抢走了教皇庇护九世赠予美国修建华盛顿纪念碑的大理石，将它们扔进了波托马可河里。巴尔的摩的一份宣传册子上写道，那些大理石是教皇发动移民要夺取美国的信号，“如果这些石头被放进纪念碑里，那将是每一个看到它的美国新教徒的耻辱……它将会对那些罗马教阶制度的狂热支持者，特别是那些外来者产生巨大的鼓舞。”
亚伯拉罕·林肯被不断增强的“一无所知运动”困扰得头痛不已，它在1855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作为立国之本，我们曾宣布‘人人生而平等’，如今我们实际上是‘除了黑人之外，人人生而平等’。当那些一无所知党人掌权以后，他们会说‘除了黑人、外来者和天主教徒外，人人生而平等’。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了，我可能会移民到那些不以热爱自由为借口的国家，那些纯粹实行君主专制，而没有任何虚伪幌子的国家，比如说俄国。”
一无所知党在巅峰过后很快就消亡了，这无疑对与林肯一样坚守国家根本价值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美国的本土主义依然顽固地存在着。废奴问题很快取代了移民威胁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也造成了一无所知党的分裂。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德雷德·史考特裁决案等一些列事件，导致一无所知党内分为北派、南派，将美国引向了南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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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箱：爱尔兰人胜利的地方
尽管如愚蠢的爱尔兰人只会效忠教皇，不适合民主政治等等刻板印象依然存在；尽管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英国刚刚给予本土的爱尔兰人些微小的政治权利；但是他们却在美国这个新家园深深地加入到政治进程之中。他们有比其他任何种族都高的投票率。他们众多的投票数量，推动了威廉R·格雷斯在1880年成为第一位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裔纽约市市长；四年后，休·布赖恩又一位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成为波士顿市市长。
大饥荒后的下一代人里，爱尔兰人成功控制了美国多个城市的政治机器。在以华人、东南欧人为主要移民的19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爱尔兰人已跻身中产。“这些来自不列颠岛的爱尔兰人，现在已经是可以接受和同化美国生活方式的人了。”
不幸的是，不在是美国社会最底层后，爱尔兰人通过对新移民的歧视与偏见获得了主流社会的接受。例如，出生于爱尔兰科克郡的美国工会领导人丹尼斯·吉尔尼，在一次对美国劳工的演讲中这样结束发言：“无论发生什么，中国人必须离开！”
吉尔尼和其他的爱尔兰人并没有从他们本民族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是的，爱尔兰人改变了美国，就如美国改变了爱尔兰。包括奥巴马、布什父子、克林顿、里根、卡特、尼克松、肯尼迪、杜鲁门在内的很多总统，都具有爱尔兰血统。但是本土主义的恐惧依然存在。大饥荒后的爱尔兰移民和今天3600万有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增强了美国而没有毁灭它。一个曾经恐惧爱尔兰难民的国度，今天却广为庆祝爱尔兰的圣帕特里克节，在这天载歌载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