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清真的闭关锁国么｜大象公会
大清国远比你想象的更开放。
文｜何必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大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从此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
这个观点深深地烙在中国人头脑里，以至于成为了集体潜意识。
现实又很吊诡：故宫钟表馆里陈列着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机械钟表，广州的中国工匠仿制品也丝毫不逊色；林则徐还曾以切断茶叶贸易威胁英国人不要轻举妄动。这都表明，清朝并非紧闭国门不闻世事。
大清真的「闭关锁国」么？1840 年前中外如何交往？
广州：东方贸易中心
珠江，通称为省河……其时（1825 年） 河面上挤满本地船只……当时它们航行于中国南北各口岸、西里伯斯岛、婆罗洲、爪哇、新加坡，以及马尼拉等。
美国少年威廉·亨特首次踏上广州的土地时，面对的是一个繁华的国际贸易口岸。英、美、荷、西各国上官鳞次栉比，行商、通事、买办服务周到，海关官员们只需要几盒火柴就可以轻松放行，这一切的便利造就了广州东南亚贸易中心的地位。
▍直到上海开埠前，广州一直是东南亚的贸易中心，西方哪个国家都在这里设立商行
这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无论在事实还是政策上，十九世纪前期的大清都不是闭关锁国。
十八到十九世纪的世界贸易格局，存在着两个重要的中心：一是围绕欧洲宗主国和美洲、非洲殖民地的三角贸易，一是以南海为中心的中国、欧洲、东南亚、日本的贸易圈。这其中，广州作为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是东南亚贸易圈的中心。
▍十七世纪荷兰的世界贸易路线，这张图可以明确的看到两个贸易活跃区域：大西洋和东南亚
广州对欧洲输出的主要是生丝及丝织品、茶叶和瓷器。就整个西欧而言，茶叶贸易由1700 年的9 万磅增至1800 年的4500 万磅，增长了五百倍。同样，作为理想压仓货的瓷器也是远销欧洲，景德镇青花瓷和德化窑白瓷充斥十八世纪欧洲各个阶层的家庭之中。
欧洲商人带到中国的主要是棉毛纺织品，但销路狭窄。高档钟表则是皇帝的喜爱之物，清宫造办处不但每年在广州采买欧洲钟表，广州本地工匠也逐渐学会钟表制作并向宫中进贡。如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钟表中有一大批是从广州进口或者广州生产的。
▍故宫藏英国镀金象拉战车钟
当然，为了弥补巨大的价差，欧洲商人运入中国的主要是白银。东印度公司的船从伦敦出发时，有时装载的货物九成都是白银。1775-1795 这二十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赤字达2510 万两白银。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比例表：表明至1749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货物中白银占比9 成以上
活跃在南中国海上的不止有欧洲商人，中国和东南亚商人也频繁出海。这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中国与东南亚的大米贸易。
清代雍、乾两朝，全国人口暴增，东南沿海也不例外，福建人口从1700 年的约200 万涨至1761 年的约800 万。然而沿海耕地贫乏，同时人口借商贸之利大量转入手工业生产，柑橘、荔枝、烤烟、桑麻等经济作物也挤占了粮食作物的耕地。这导致东南沿海严重的米不敷食的问题，抢米案件时有发生，闽浙总督上书雍正道：「米谷一节，最为福省第一紧要之事。」
而同时期的东南亚三十余国，地广人稀，米丰价贱。特别是暹罗，米价特别低廉，二三钱银子即可买一担，这在福建则需要一两二三钱银子。
于是清廷下令鼓励暹罗大米进口。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康熙即谕令暹罗商人运米三十万石分赴广州、厦门、宁波，免其进口税。雍正二年（1724 年），雍正下令全面准许暹罗商人输入米粮，且随带货物一体免税以资鼓励。
乾隆时，暹罗大米进口达到顶峰，不但暹罗商人免税，其他外洋货船但凡带米进口，均按量阶梯减免船税。经营这条大米线路的暹罗商人，也大多是在暹罗的华侨，可以说这一时期华人基本垄断东南亚的大米贸易。
▍泰国吞武里王朝开国国王郑信，其父郑镛即是广东潮州来暹罗经商的华侨
广州的贸易中心地位深刻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其文化开放程度也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发达的外贸首先带动的是行商阶层，即「广州十三行」。行商本质是牙商和特许经销商的混合体，基本的经济职能是协调不同国家的度量衡、代办报关缴税、为外商提供担保、与外商直接交易。由于清朝外政体制所限，行商还实际起到外商与中国官府中间沟通者的角色。
此外，受雇于外商的通事、买办也是和外国人交往紧密的群体，前者负责翻译沟通、代填各种表格单据、传达法规命令；后者则实际管理外国商馆的内部经济、雇佣商馆各类杂役，甚至管理商行的银库。
▍十九世纪上半期广州怡和行行商伍秉鉴
可以说，作为东南亚贸易中心的广州具备了一个国际化交往的诸多条件，在这里难以感受到一个天朝上国闭关封闭的状态。
外贸也有基本法
既然大清国并非完全与世隔绝，那么「闭关锁国」又从何而来？
最直接的原因是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寸板不许下海」「沿海迁界三十里」，让后世认为明清两代就是一个封闭的老大帝国。
但细考起来并非如此。
明朝的海禁政策起于防范倭寇。早在洪武三年（1370 年），朱元璋即下令「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此后又在洪武七年、十四年、二十三年连续下令，严禁闽、浙、粤三地民间海外贸易，严禁滨海民人私通外国，直至洪武三十年彻底禁绝中国人的海外贸易。
永乐以后，历代明朝皇帝均严格执行海禁政策。特别是倭患最重的嘉靖朝，海禁政策也达到了高峰。
▍嘉靖倭患
然而，严格的海禁政策即不能阻止海民私自贸易也不能杜绝倭患。嘉靖后期倭患逐渐肃清，明廷筹海之议渐起。隆庆元年（1567 年）朱载垕即位，推行新政，福建巡抚涂泽民乘机上书请求在漳州月港开港，允许民间出海贸易。朝廷批准后遂正式开港。
尽管「隆庆开关」仍带有严格管理的意图，但暗涌已久东南沿海贸易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后世国家再也不能凭政治命令禁绝。
▍明穆宗朱载垕
相比而言，清朝的海禁政策实行时间短，更有针对性。
顺治十二年（1655 年），为遏制台湾郑氏集团反清，清廷在东南沿海实行「禁海」，杜绝大陆与台湾的贸易交往；顺治十八年（1661 年），清廷又下令「迁海」，闽、浙、粤、苏、鲁、直六省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沿海人为制造一条无人地带。这样既可以杜绝沿海居民下海，也为了防止郑氏集团掠夺沿海获取资源。
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廷平定台湾，即「严饬开洋贸易」，沿海各省居民除夹带违禁货物照例治罪外，商民欲出洋贸易，只需向地方官登记，出具担保，即可凭领执照。
次年，户部又分设江海关（驻松江）、浙海关（宁波）、闽海关（泉州）、粤海关（广州），监管货物出入和收取关税，这表明请政府正式承认民间出洋自由贸易。此外，清廷还允许欧洲各国在东南沿海指定地点设立商馆。
▍梁廷枏撰《粤海关志》，该书记录了1838 年以前粤海关的沿革、通商情况及行政制度
「朝贡体系」的误会
最终让大清国戴上「闭关锁国」帽子的，是海外中国研究的误解。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其成名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 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中，提出「朝贡体系论」的观点，即东亚地区传统的国际关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这其中关键的一环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后，中国的海路贸易被限制于广州一港，并以「公行」垄断，形成封闭的「广州体制」。
▍费正清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清廷始终没有将海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港。户部的江浙闽粤四海关及其下属各口岸始终维持着运转。产生这一误解源于乾隆二十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洪任辉（James Flint）尝试申请前往宁波港贸易，并乱闯非外贸口岸天津，震动朝廷，乾隆遂下令严格限制英国商人只能在广州贸易。
实际上，清政府从未想利用公行垄断贸易。清政府的管理思路是，并不直接干涉民间海外贸易，只要能收税即可。故而将港口贸易等诸多技术性事务委托给公行。作为牙商的公行有着极高的专业属性，而当时宁波港没有接纳英国商船的牙行，征税税则也荡然无存。
乾隆本想依照英国愿望整顿宁波港，但考虑到「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故仍将英国限制在广州贸易。相比而言，厦门的闽海关一直接纳西班牙（吕宋）、暹罗、爪哇、苏禄等国商船，并且有配套的牙行服务。
此外就对外贸易而言，清廷允许的口岸种类多样，不仅有分为外商入境口岸（陆路、海路）、民商出境口岸（陆路、海路），各口岸对应国家也不尽相同。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这些口岸在中外贸易总体中的占比并不均衡。就海陆贸易而言，东南四省的贸易总额占比最大，而在诸海关中，又以粤海关为最。
到了十九世纪初期，粤海关所经理的西洋诸国贸易中，又以英国最大，美国其次。至1825 年，由于欧洲大陆爆发的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法国的贸易中断了三十年，瑞典、丹麦、奥地利的商贸则完全停止，葡萄牙只经营和澳门有关的业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人常把英国的遭遇当作中外交往的全部，而英国保留的完整档案进一步限制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可以说，几十年来历史教育中的大清国形象，都是开拓世界市场碰了壁的英国人描绘的。
参考文献：
威廉·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铁树、沈正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廖敏淑，《清代通商与外政制度》，王建朗、黄克武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赵轶峰，《清前期的有限开放——以贸易关系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 年第6 期
吴建雍，《18 世纪的中西贸易》，《清史研究》1995 年第1 期
金峰，《鸦片战争前清代外贸口岸体系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1 期
兰雪花，《略论清前期中暹大米贸易的作用及其影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