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国内学界很少关注《简·爱》与爱尔兰的关系，也忽视它幽深的政治目的，而运用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理论并结合作者传记重读这部经典，似可挖掘小说文本的深层结构和隐喻系统，揭示其隐含的英国与爱尔兰关系的真相。本文从爱尔兰“土豆大饥荒”入手，探讨其时日益紧张的“爱尔兰问题”，即土地、宗教、语言和英爱合并等问题，以及英爱知识分子如何试图解决合并后的问题，并初步探索爱尔兰与小说文本现代性的关系。
作者简介
王苹，女，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博士后，南京审计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后殖民文学。
有学者认为，《简·爱》是“维多利亚时代独一无二的小说……可以说是第一部现代小说”[1]，它是“英国文学的正典”[2]，但却充满了“多元与分歧”。夏洛蒂·勃朗特被质问在写到简在洛伍德受到身心压迫时，是否知道爱尔兰海那边她父亲出生地发生的事情？是否知道爱尔兰移民“棺材船”的事情？[3] 海伦·彭斯为什么同情查理一世？简的三幅画表达了什么？罗切斯特为何提出要把简送到康诺特？
笔者以为这些问题正是这部小说竭力隐藏的真相。本文运用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理论重读这部经典，发现小说借用了爱尔兰历史上重要的人名地名，使书中人物、故事和历史形成映射，构成一个隐喻系统，揭示出土豆饥荒前后复杂的英爱关系，映射了“爱尔兰问题”以及解决方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本文提醒读者充分注意小说里遭忽略的“严肃的、政治的目的”[4]，更要警惕帝国把移民小说统揽在自己文学经典里而抹杀其民族性的文化殖民策略，认为“勃朗特姐妹的‘爱尔兰化’与乔伊斯的‘莎士比亚凯尔特化’一样，都是异端”[5]。
爱尔兰是英国最早的殖民地，为以后的加勒比、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殖民地提供了殖民经验。英国历史学家希尔承认：“与被当做奴隶贩卖的黑人一样，爱尔兰是保证大不列颠取得世界霸权的那个体制的最大受害者。”[6] 但与其他殖民地不同的是：爱尔兰在英国家门口，有着更为悠久的文化和历史，而且从未停止过独立的想法。恩格斯指出英国的侵略剥夺了爱尔兰发展的一切可能性，使它倒退了几百年，同时，“由于一贯的压迫，人为地把他们变成一个完全堕落的民族”[7]。事实上，“爱尔兰问题”存在七百多年，是英国对爱尔兰长期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产物。
英国前首相迪斯雷利把爱尔兰问题定义成由“饥饿的人口、在外贵族、外国教会，加上世上最弱的执行政府”[8]的综合因素构成的。苏珊·肖恩进一步指出：“一旦看出英国的爱尔兰政策和洛伍德学校信条的因果关系，就能猜到夏洛蒂认识到围绕‘爱尔兰问题’的语言是维护残暴、该死、横征暴敛的政策轻松方便的借口。”[9] 因而，小说充满饥馑、宗教、语言等问题的描写并非偶然。
1
“烂土豆”与爱尔兰大饥荒
“烧煳的粥与烂土豆的味道一样，饥荒（famine）自身都给这味道吓跑了”[10]，“那糟糊糊的东西是把烂土豆和变质的臭肉片混煮在一起的大杂烩”（Jane：43）。这里反复书写的是爱尔兰土豆饥荒问题。
1840年代的土豆瘟疫曾扩散到欧洲如比利时、荷兰、法国等国，然而上述各国并未出现爱尔兰这样的悲剧。当时英国正值维多利亚盛世，是世界工厂、日不落帝国，正筹办首届世博会，完全有实力帮助爱尔兰。青年爱尔兰党领导约翰·迈克尔（John Mitchel）说，“据说是全球最富有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帝国最富庶的岛屿……因饥饿、热病和逃避饥饿的越洋航行，在五年内失去250万人口”[11]。爱尔兰土豆欠收在十八、十九世纪屡见不鲜。据1851年统计，1728年来至少发生过24次，其中1740年饥荒造成25万人死亡，被称为“屠杀年”，但1840年代饥荒最为严重。这次饥荒主要是人祸所致，根源是英国政府的“放任不管”政策。1846年大饥荒肆虐时，辉格党首相罗素（J.Russell）说：“爱尔兰人应当完全认识到，英国政府不可能去施舍饥民……爱尔兰人的苦难只能自己解决，他们必须自力更生，完善的自由贸易才是正确路线。”[12] 时任爱尔兰总督的克拉伦登评价道：“欧洲没有另外一个议会能够漠视爱尔兰西部存在的这种苦难，并冷酷地坚持这种灭绝人性的政策。”[13] 不仅如此，饥荒期间英国还从爱尔兰大肆搜刮。格拉达证实：“1847年的农业普查显示总产值为4.5千万英镑……《每晚邮报》说‘绿色庄稼可以喂饱四百万人口’……因此民粹主义者推理，‘应该使本国人免于饥饿的粮食多数被运到英国去交租、付军队和警察的薪水去了，因此‘饥荒’只是实情的委婉语。”[14] 迈克尔进一步分析说，“‘只要有一艘装满印第安玉米的船只驶进爱尔兰港，必定同时看见六艘装满麦子和牛群的船只驶离码头。’王尔德的妈妈［Jane Wilde］赞同迈克尔的分析，1947年2月《国家报》上的诗《大荒年》（“the Famine Year”）控诉道：‘疲惫的人们，你们收获了什么？/为陌生人收获了金灿灿的粮食/你们播种了什么？正在等待复仇的尸体’。”[15] 而且困难时斯英国甚至抵制外国对爱尔兰援助。有材料指，1845年“土耳其苏丹愿意给爱尔兰饥民提供食品，但英国大使立即拒绝：‘陛下，英国人和女王只要有一块面包，就绝不会让爱尔兰人挨饿’。但快乐的英国人吃烤牛肉，吃草的爱尔兰人饿死在路边”[16]。
当时英国负责救济的财政大臣特里威廉（C.Trevelyan）把饥荒看成“减少人口过剩的机制”，1846年他声称：“上帝把灾难带给爱尔兰是为了给她一个教训，灾难不能太轻……我们要斗争的大邪恶不是物质上的饥荒，而是精神上的自私、混乱和狂暴。”[17]《简·爱》里的布罗克赫斯特也说：“你用面包奶酪而不是烧煳的粥送进这班孩子嘴里，你确实喂饱了她们肮脏的躯壳，可却没想到让她们不朽的灵魂挨了饿！”（Jane：53）确如肖恩所言，“虚构和现实中的两人［特里威廉和布罗克赫斯特］感情和政策的相似并非巧合，两人都表达出对‘爱尔兰问题’的共识。勃朗特用隐喻的方式批评了国家经济政策”（“Punish”：351），“特里威廉和布罗克赫斯特先生的‘饥荒政策’都以教诲和坚忍为措辞，却被用来制造（或者起码会加剧）困难，以磨炼他们认为重要的品性”（“Punish”：359）。简从桑府出走经历的饥饿、疾病和死亡可能是爱尔兰饥民求乞无门、饿死英国街头的真实写照。简向罗切斯特展示的画也是对饥民船的隐喻：上百万爱尔兰人为了求生被迫乘破船逃往美洲：“低垂的铅色云块，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翻滚，远处一切黯然无光”（Jane：107）；“在鸟和桅杆下面的碧波里，隐现一具沉溺的尸体”（Jane：157）。当时横跨大西洋的船只简陋，缺水少食，瘟疫流行，死亡率高达20％～40％，被称为“棺材船”。据统计，1847年10万人登上了去加拿大的船，1.7万人死在海上，还有2万人在上岸后死于疾病。[18]
夏洛蒂本人“不可能对爱尔兰人在饥荒期间的极度痛苦无动于衷，那时她许多亲戚包括叔叔休仍住在爱尔兰”（“Punish”：354）。1846年土豆瘟疫第二次侵袭爱尔兰，蜂拥而来的饥民造成不列颠治安混乱、热病横行，很多建筑被用作医院，引起约克郡居民反感，报刊充斥着对饥民的负面报道。皮克斯通说：“1846-1848年间，曼彻斯特户外救济人数从0.25万上升到2.1万，很多移民是爱尔兰人，特别是土豆大饥荒的饥民。”[19] 1846年8月夏洛蒂陪父亲到曼彻斯特做眼部手术，在这里她写完了《简·爱》。同年12月22日，爱尔兰的卡明斯（N.Cummins）就大饥荒致信夏洛蒂的老乡威灵顿公爵。该信刊登在12月24日伦敦《泰晤士报》上（The Times），又被《利兹信使报》（The Leeds Mercury）重印（“Punish”：355），而后者是勃朗特家喜爱并订阅的报纸。
伊格尔顿说：“大饥荒是英国政府漫不经心地对待它费尽心力得来的联合王国而产生的致命后果”，是“英国自私地决定把爱尔兰丢在一边所造成的”。[20] 但大饥荒对加快爱尔兰现代进程、民族意识的苏醒影响深远。正如格雷所说，“不同寻常的人口曲线、一种深刻的精神创伤，以及散居各地人口，却保持着不变的联系。饥荒后的爱尔兰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21]。爱尔兰及爱尔兰裔的文学家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作品，这其中就包括勃朗特姐妹。
2
“查理一世”与爱尔兰宗教问题
“我喜欢查理一世，我尊敬他，怜惜他，可怜被谋杀的皇帝。不错，他的仇敌最坏”（Jane：48）。面对《简·爱》的如此描述，里各比敏锐地指出简身上“异教的思想”，说“看不到一点基督教的神思”[22]，其实这里折射出爱尔兰存在几百年的宗教难题（The Troubles）。
爱尔兰天主教历史悠久，圣帕特里克和科伦巴时期的爱尔兰曾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以“圣人与学者之岛”享誉欧洲，盎格鲁-撒克逊蛮族是在他们的指导下皈依天主教的。芬尼根说：“凯尔特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与天主教学问与语言的结合产生了七到八世纪爱尔兰的黄金时代。”[23] 但是，“从一开始爱尔兰人和英吉利人之间就出现了气质上深刻的差异，差异又因语言的不同而加深，在新教宗教改革以后变得更加明显了。英吉利人变成了新教徒；爱尔兰人由于自然的反应，集结在被迫害天主教教会的周围。”[24]亨利二世征服爱尔兰后，1171年卡舍耳会议标志着爱尔兰教会独立性的丧失：教会“必须按照英格兰教会的惯例庆祝圣职”[25]。亨利八世强迫天主教徒皈依英国国教，1536年都柏林议会通过“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英王成为教会在世间的最高统治者，宣布解散寺院、没收寺院财产，神职人员必须用英语布道。伊丽莎白一世通过了“上诉法”（Act of Appeals）和“信仰划一法”（Act of Faculties），接受任命的教士都必须用《英国国教新祈祷书》。皈依新教是用来控制爱尔兰，使之殖民化和盎格鲁化，而爱尔兰很少人懂英语，这使英国的教会法案不得人心。多数爱尔兰人坚信天主教，即使失去教堂、财产和工作也在所不惜。为此英国1691年颁布了更严厉的《惩治法典》（Penal Laws），限制甚至剥夺天主教徒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这一“宗教改革造成英爱间的巨大鸿沟。在十六至十七世纪本土盖尔文化和入侵的英国文化的生存竞争中，宗教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天主教变成封闭生活的象征，新教是外来力量，是征服与帝国主义进程的一部分。”[26] 1800年英爱合并时，英国曾许诺并解放天主教徒，但合并后却又食言。
这其中克伦威尔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最为残酷暴戾。《简·爱》中罗切斯特曾准备把简给“戴奥尼修丝（Dionysius）”（Jane：279）女儿当家庭教师，戴奥尼修丝隐射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纳斯（Diocletianus），后者以镇压基督徒而臭名昭著。克伦威尔对天主教徒刻骨仇恨，攻陷德罗盖达（Drogheda）后下令屠城。他说：“所有修道士的脑袋都被劈成了两半，敌人在这个城镇的3000精锐，我相信已全被处决。”[27] 韦克斯福德也遭到屠城。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的11年中有61.6万人被杀，是其人口的47%[28]。他在爱尔兰严厉推行清教，关闭剧院酒馆，禁止娱乐。清教徒穿黑衣理短发，不许化妆，不许穿鲜艳衣服，但他自己却“不仅喜欢英国绅士的猎鹰、猎狐”[29]，还喜欢抽烟喝酒，他的子女也穿着华丽，两个女儿都嫁给贵族，婚礼奢华得“使一些清教徒都感到愤慨”[30]。小说中的布罗克赫斯特就是爱尔兰人眼中的撒旦——克伦威尔的缩影。他说：“我们不能顺着天性，女孩们的鬈发都得剪掉！我是侍奉主的，他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使命就是要克制这些女孩的七情六欲，教导她们衣着要简朴，不打发辫，不穿华服”（Jane：91）。可他的太太、女儿却打扮得花枝招展：“头戴流行的鸵鸟毛灰海狸帽，华丽的帽檐下垂着精致的浅色鬈发。”（Jane：91）
而“查理在与议会进行斗争时，有时容忍天主教，有时则允许其享有平等的权利”[31]。查理与天主教徒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多交税来换取主权、信仰自由和领土。他还娶了法国公主玛利亚（H.Maria）。王后公开天主教信仰，阻挠把天主教长子培养成国教徒，促进天主教徒的婚姻，还与1641年爱尔兰叛乱有关。1638-1640年苏格兰起义原因之一就是长老会反对查理与天主教太接近，而长期议会拒绝为征兵加税。查理被迫招募爱尔兰天主教军队去苏格兰平叛，最终导致内战爆发。
大饥荒中，“大部分英国舆论都带着宗教的有色眼镜去考虑问题：袭击爱尔兰的‘灾难’是对爱尔兰人奢侈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警告。更加极端的言论，则把爱尔兰人正在遭受的灾难和他们的宗教‘错误联系到一起’，并且预言，如果英国坚持走‘国家罪恶’的道路，即对天主教宽容，那么还将遭受更大的惩罚”[32]。勃朗特一家在天主教问题上持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们像其他新教徒一样歧视天主教徒，如《简·爱》里多次批判天主教的腐败，“我收留它，养育它，多半是按照罗马天主教教义，用做一件好事来赎无数大大小小的罪孽”（Jane：120）。令人讨厌的伊丽莎最后去欧洲，“会皈依罗马教，很可能还会去当修女”（Jane：206）。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天主教持宽容态度。夏洛蒂的奶奶爱丽丝是天主教徒。夏洛蒂的父亲帕特里克虽是国教牧师，却公开支持解放爱尔兰天主教徒。他写过“肯拉尼女仆”，赞扬爱尔兰家庭美德，“他的目的是提供一个自尊的、人性的爱尔兰农民形象。……‘他公开以自己的名义支持解放天主教徒，这需要很大的勇气，特别因为是爱尔兰人，人们容易怀疑他对教会和国家的忠诚’”（Writing：100）。在这种家庭的影响下，夏洛蒂13岁时就写了“重大的天主教问题”[33]。在比利时读书期间，她到天主教堂，“确确实实做了一次忏悔——真正的忏悔”[34]。她描述遇到一位仁慈的神甫，“不管我如何看待他的教会和教义（两者我都不喜欢），但对于他我仍怀着感激的回忆。”[35] 她虽是新教徒，却“离经叛道，桀骜不驯”（《夏》：15），这使她能批判如布罗克赫斯特、圣约翰的新教徒，因此《简·爱》被说成是“一部突出的反基督教作品”（《勃》：110）。她还表示，“有些天主教徒比得上任何一个基督徒，对他们来说，《圣经》是一本天书，这些天主教徒比许多新教徒要好得多。”[36]有评论认为她的《维莱特》反天主教，本文更赞同最新评论：其关键主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和解，走出宗派主义的狭窄，提倡信仰自由开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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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诺特”与爱尔兰土地问题
“我听未来岳母说有一个位置很适合你，是爱尔兰康诺特（Connaught）的苦果山庄”（Jane：214）。这是整部小说唯一直接提到爱尔兰之处，罗切斯特还说他从没去过也不准备去。英格拉姆夫人如何知道僻远的爱尔兰西部康诺特？这里隐藏着爱尔兰的土地问题。
爱尔兰的悲惨与不幸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土地制度，这个制度是由几个世纪的叛乱、征服、剥夺和再分配形成的。弗思说：“土地所有者和佃户之间深刻和持久的差异的根源，乃是造成爱尔兰政治和社会罪恶的根本原因。”[38] 索尔兹伯里勋爵也说：“爱尔兰真正问题是土地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39] 爱尔兰“比不列颠宽广得多，其气候宜人，远胜不列颠……这个岛屿盛产牛奶和蜂蜜，也不乏葡萄、鱼类和各种禽类，它还以狩猎牡鹿和山羊著称”[40]。爱尔兰的富庶引起英格兰的垂涎。1171年英王亨利二世开始对爱尔兰进行了大规模兼并，把掠夺的土地分封武士，并划定居留地“佩尔”（the Pale）。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对爱尔兰北部尤斯特进行有计划的移民。“詹姆士一世在爱尔兰没收了300万英亩的土地。”[41] 克伦威尔时代掠夺土地达到顶峰。为了解决军队欠饷和资产阶级的土地要求，克伦威尔颁布了《爱尔兰拓殖法案》（Act for the Settlement of Ireland, 1652），掠夺了爱尔兰700万英亩以上的耕地和牧场，并占领了肥沃的尤斯特、曼斯特和林斯特省。战前天主教徒拥有爱尔兰60%的土地，而共和时期降至8%。法案规定没收香农河以东200万公顷良田，将4.4万爱尔兰人驱逐到西部荒凉贫瘠的康诺特郡和科勒尔，“要么去地狱要么去康诺特”（To Hell or to Connaught）是臭名昭著的“克伦威尔的诅咒”（The Curse of Cromwell）。大批爱尔兰人死亡，或被贩美洲做奴隶。克伦威尔在爱尔兰霸占1千英亩后来发展成2万英亩，成为当时英国最大的地主。
据1879年的统计，“不到300个地主占有600万英亩爱尔兰土地（其中12个人共占有1，279，888英亩），而与此同时却有500万爱尔兰人连一英亩的土地也没有”[42]。爱尔兰农民是被驱逐的人，而爱尔兰地主却住在英国，这些在外地主（absentee landlords）把从爱尔兰收取的租金花在英格兰或欧洲大陆，导致爱尔兰经济停滞。1842年有高达600万英镑的租金从爱尔兰汇出。[43] 多数在外地主一生只来爱尔兰一两次，或一次也没有，因此他们对从未见过的民间疾苦无法心生怜悯。《简·爱》中英格拉姆夫人可能就是这样的在外地主。罗切斯特与桑菲尔德的关系就是在外地主的形象写照，“他透露有十年‘就像旅行精灵，四处游逛。我到过大陆的边边角角。’有趣的是，利维斯考证出罗切斯特疯狂旅游的最后一年是1797年，正是爱尔兰反叛的前一年。……勃朗特故意让他在起义前一年从法国回英国，是想避开这样的联想：她的叔叔威廉·勃朗特可能也参加了起义”[44]。1847年3月24日《纽约时报》说：英国让爱尔兰存在“世上最多的贫穷、不满和堕落。它允许地主拼命吸可怜种族的鲜血”[45]。许多英国地主在大饥荒期间不仅救济不力反而乘机驱逐佃农，“数以万计的农民被驱逐……空出来的土地将更加有利可图”[46]，他们对救济设置阻碍，以免饥荒所造成的破坏达不到预期：越多的爱尔兰农民（同时也是天主教徒）死于饥荒越好。
当时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说，“一百万人丧生仍然不管用”（《历》：386），周伊特竟把1848年爱尔兰饥荒死人当成“好事”[47]。英国政府采取的是蓄意的种族灭绝政策，因此迈克尔说：“万能的神送来了土豆瘟疫，但英国人制造了饥荒。”[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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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的英国调”与爱尔兰的语言问题
《简·爱》中伯莎姐弟说的“不是十足的外国腔，但也不完全是英国调”（Jane：162），这里所议奇异口音（accent）从侧面反映了爱尔兰的语言问题。
事实上，“在阿尔卑斯山脉西部和北部的各个民族中，传统最悠久、在自己土地上定居得最早的就是爱尔兰人。他们自从有文字之后，就记下了他们最初从西班牙北部迁来的爱尔兰历史”（《爱》：1）。凯尔特民族很珍视自己的语言，“盖尔语是如此诗意、如此具有力量的语言，它为爱尔兰保留了回忆”[49]。为了同化爱尔兰人，殖民者推广英语贬低爱尔兰语。《基尔肯尼法案》规定，说爱尔兰话，土地和财产会被没收。斯宾塞建议使用英语以“软化和调和最顽固野蛮的性情”[50]。亨利八世指示爱尔兰国教徒使用英语。而当“爱尔兰儿童说英语，爱尔兰人的家庭生活如饮食、服装等等也英格兰化的时候，转化就将很容易和迅速”[51]。为了根除爱尔兰语，1831年英国政府推行初级教育体系，禁止学生使用爱尔兰语，违反者会被鞭打示众。虽然如此，“在大饥荒之前诞生于西部的上一代人，都对这种古老的语言怀有深沉真挚、恋恋不舍的感情”（《爱》：703），当时讲爱尔兰语的人至少有200万。“大饥荒期间，饥民们缩在自己家的茅屋里，免得别人这样看见，以便体面地死去。大饥荒之后，爱尔兰村庄不讲爱尔兰语了，认为爱尔兰语带来厄运。触及到语言问题就是考虑到一个不同系统的能指的死亡。”（《历》：347）
而从语言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如果一名美国黑人与一名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新教徒谈话，那就不只是两个人在彼此交谈，而是借助这两个人的喉舌，整个殖民历史……都参与了谈话”[52]。伯莎姐弟的语言可能是牙买加英语，这种英语受爱尔兰口音影响，反映了殖民历史。克里奥耳人伯莎很可能有爱尔兰血统，因为其出生地西印度群岛是爱尔兰人流放地，传统上被俘的起义者被当成“白奴”卖到这里。德罗盖达城沦陷后克伦威尔谈道：“死里逃生的人绝不会超过30个。侥幸活下的人……将流放到巴巴多斯岛去。”[53] 而“将反对他的人永远流放到巴巴多斯成了克伦威尔的一贯政策。在1651年武斯特战役中被俘的七、八千名苏格兰人被卖到新世界英国的殖民地”[54]。克伦威尔还命令送所有的爱尔兰儿童到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做奴隶。爱尔兰平民也被绑架去西印度当劳工，“年轻的爱尔兰人，有些还不到12岁，也像猎物一样被追捕，然后装船卖到巴巴多斯的种植园”[55]。为保证劳动力数量，1681年英国立法白奴可与黑奴通婚，他们被叫做“白黑人”（white Negroes），其孩子依然是奴隶，梅森家族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希望通过与贫穷的罗切斯特联姻洗白身份，赢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但爱尔兰语却从未消失，伯莎愤怒的咆哮就像卡列班的控诉：“你们教会了我语言，而我所得到的好处就是知道了如何诅咒。但愿血瘟病瘟死你，因为你要教我说你们的语言。”[56]
据莱恩传记，“帕特里克·勃朗特在家里教孩子一些有生动内涵的爱尔兰语”（Writing：101）。夏洛蒂13岁时创作了《爱尔兰冒险》故事，在《阿尔宾和玛丽娅》中有一个人物叫“na Sheepshank”，“na”就是典型的爱尔兰冠词，相当于英语的“the”。帕特里克在家讲带有爱尔兰口音的英语，以至于影响了孩子们。泰勒注意到夏洛蒂“说起话来带着浓郁的爱尔兰口音”[57]。而众所周知，“口音成为在英国的爱尔兰人建构‘外人’和‘内人’双重身份的重要因素”[58]。爱尔兰原型主要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说非标准的英语“就证明了他们的‘愚蠢’”[59]。这种受歧视的经历使作者努力学习英语，以掌握负载在语言上的权力。萨克雷说《简·爱》的作者“比多数女士们更精通英国语言”（《夏》：102）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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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平等”与爱尔兰的合并问题
“我不是按照常规习俗，也不是通过肉体凡胎同你说话，而是你我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Jane：216）《简·爱》中的这段话可以看成英爱合并后爱尔兰的基本要求，当时《基督教醒世报》敏锐地嗅出其中的不寻常：“没有比她更心怀深仇大恨的人了。每一页都燃烧着道德上的雅各宾主义。‘不公平，不公平’——老是反复叨念着这句对现状和当权者不满的叠句。”（《勃》：127）
其时，爱尔兰人在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的重重压迫之下，“在整个欧洲，要数他们的命运最苦了”（《爱》：547），格拉坦说：“一个国家启蒙如爱尔兰、特许如爱尔兰、武装如爱尔兰、受伤害如爱尔兰，将没有比自由更令人满意的补偿了。”[60] 因此爱尔兰屡次爆发起义。1798年爱尔兰起义加强了英国合并的决心，首相小皮特说：“爱尔兰就像一只着火的船，要么灭火，要么砍断缆绳，让它飘走。”[61] 英国认为“孩子般的”爱尔兰立法机构已威胁到帝国，而合并则会“加强帝国的力量，给帝国增添荣耀”[62]。
1800年的英爱合并完全是通过权力任免、贿赂和背信（Writing：99），在英国政府的威逼利诱下达成的。1799年1月22日总督康沃利斯提出了合并建议遭到反对，就罢免了财政大臣和皇家首席法官，并扬言合并的建议将提到通过为止（《爱》：678）。英国政府还花126万镑收买私有选邑，消除爱尔兰议会的阻力。他们许诺合并后，爱尔兰人可以享受联盟间自由贸易，获得急需发展的资金，议员将拥有帝国事务中的发言权，天主教徒能得到解放等。然而合并后联盟并未实践诺言，爱尔兰反而完全沦为英格兰的附庸。英爱合并后，“繁荣的爱尔兰工商业受到了可以自由输入的、在更优越的经济条件下制造出来的英国货物的打击”（《爱》：712），爱尔兰工业消亡了，原本繁华的都柏林死气沉沉。根据《联盟法》两国的国库于1817年合并，1793年爱尔兰的国债仅225万英镑，可是到1817年竟高达1130万镑，因为爱尔兰必须单方面负担起义动乱费用，而且还要负担拿破仑战争期间的经费（《爱》：677）。至于解放天主教徒，英爱合并后也未立即实现。合并使得英爱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1803年就爆发罗伯特·埃米特起义，1823年“爱尔兰天主教协会”成立，1839年“青年爱尔兰运动”等组织蓬勃兴起。结果“由丹尼尔·奥康纳领导的废止合并运动风起云涌。到40年代早期，这种广泛组织膨胀到令英国政府害怕的程度，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从伦敦到都柏林都认识到必须在革命全面爆发前找出解决方案。讽刺的是，这个任务不是由掣肘的英国政府来做，而是落到‘主要是清一色的英爱知识分子身上，从文化上找出和解的优点’”（Writing：99）。夏洛蒂1835年给纳西的数封信，表现了对英爱政治的狂热。而小说中简与舅妈、罗切斯特的关系可以看成英爱关系的隐喻。里德太太违背诺言，没有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简，这与合并后英国对待爱尔兰没有像对待苏格兰、威尔士一样很相似。简要求平等、爱、关心、怜悯也可以看成爱尔兰对英格兰的态度。这“就像勃朗特自己，简的英国性‘是真的，虽然不完全是真的’……《简·爱》是一部婚姻小说：如罗切斯特与伯莎的欺诈婚姻，罗切斯特准备强加于简身上的欺骗婚姻，圣约翰提出的不平等婚姻和小说最终的简与罗切斯特的平等‘和谐完美’婚姻等。故事开始到结束显示了哪类联姻不能持久，哪类能够成功。熟悉合并法案的读者一眼就能认出，因为合并从开始就被看成是‘失败的婚姻’……尽管［两人的婚姻］是通过罗切斯特残废才达到的，但却给以合并为代表的英爱联姻提供了成功的潜在模式”（Writing：104-105）。
结论
爱尔兰问题因十八、十九世纪的暴动、征服、合并、饥荒日益凸显，这使住在帝国心脏的《简·爱》作者十分紧张。就像伦格尔所说，“帝国主义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观点对文学施加影响。没有人比勃朗特姊妹更能展示这种紧张了——她们是一个他者爱尔兰父亲和康沃尔母亲的结合体，是在与他们祖先为敌的英国土地上产生的第一代英国人”[63]。一方面，受主流社会的影响，夏洛蒂摆脱不了对爱尔兰的偏见，发表了大量的反爱言论：“我殷切地祈求，英国得以免遭那当前正扭曲着欧陆并威逼着爱尔兰的痉挛、钳扭和阵阵发作的疯狂。对法国人和爱尔兰人，我毫不同情。”（《夏》：146）但内心深处她摆脱不了对爱尔兰人的感情，她对爱伦说：“有一些品质，使我深感苦恼，有些感情，是你所没有的，世上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我并不以这些特点自豪，我竭力想掩盖它们，压制它们。”（《夏》：14）
《简·爱》以压抑的方式记录了爱尔兰的历史，反映了爱尔兰问题和饥荒给作者留下的心灵创伤。《简·爱》对爱尔兰隐喻式的描写迫于当时种族主义盛行的历史语境，夏洛蒂的弟弟勃兰威尔就曾因捍卫父亲的托利党立场被公开羞辱为“吃青鱼的爱尔兰农夫”。这些“少年的尴尬经历给他们的教训是有必要给真实的政治态度戴上面具”（Writing：99）。爱尔兰具有自我文化压抑和回避大饥荒的传统。学者们注意到，“爱尔兰历史有关大饥荒的记载少得惊人，说这项任务基本上拱手交给了非爱尔兰学者。詹姆斯·康诺利在《爱尔兰历史上的劳动》一书里也提到这种过分谨慎的沉默。即使在爱尔兰文献资料里，也似乎能看出类似的压抑或回避：这些文献很少涉及大饥荒。”（《历》：347）但这种刻意的压抑暗含着逆写帝国的因素，里格比说得很准确：“那种曾在国外推翻当局、破坏了每一条人间的和神圣的法规并在国内煽动宪章运动和叛乱的精神和思想的色彩，正是写出了《简·爱》的那种精神和思想的色彩。”（《勃》：141）与同代的奥斯丁、狄更斯、萨克雷等现实主义作家相比，勃朗特姐妹作品具有更多的现代因素。如有评家所言，夏洛蒂“是我们第一位主观主义的小说家，是普鲁斯特和詹姆斯·乔伊斯以及所有其他个人意识史家的鼻祖”（《勃》：303）。而其渊源确如伊格尔顿所说：“在爱尔兰，碎片式的文化历史变成优势，稳定表征体系的缺席倒为自己大胆实验提供了条件。”[64]
[1] George Sampson and R.C.Churchill，The Concis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639.
[2] Terry Eagleton and Stephen Regan，The Eagleton Reader，Oxford：Blackwell，1997，p.348.
[3] 简·奥尼尔《勃朗特姐妹的世界》，叶婉华译，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141页。
[4] Neil McCaw，Writing Irishn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Culture，Vermon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4，p.101.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5] Kathleen Constable，A Stranger within the Gates：Charlotte Brontё and Victorian Irishness，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0，p.8.
[6] 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施康强、顾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42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问题的论著》，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6年，第252页。
[8] Mary Frances Cusack，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Ireland：from the Earliest Period，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868，p.xxi.
[9] Susan Schorn，“Punish Her Body to Save Her Soul：Echoes of the Irish Famine in Jane Eyre”，in 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3（1998），pp.350-365，364.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文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0] Charlotte Brontë，Jane Eyre，W.W.Norton & Company，2001，p.38.文中小说引文均由笔者译自该版本，参考了《勃朗特两姐妹全集·简爱》，宋兆霖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本。后出自同一原著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1] James Vernon，Hunger：A Modern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45.
[12] C.Beckett，The Making of Modern Ireland，London and Boston：Faber and Faber，1965，p.40.
[13] 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3页。
[14] Cormac Ó Gráda，Ireland Before and After the Famine：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3，p.123.
[15] Jarlath Killeen，The Fairy Tales of Oscar Wilde，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2007，p.92.
[16] Barry Pateman and Alexander Berkman，The Blast，Edinburg：AK Press，2005，p.1216.
[17] Laura Trevelyan，A Very British Family：the Trevelyans and Their World Macmillan，New York：Tauris and Co.Ltd，2006，p.38.
[18] Kevin Kenny，The American Irish：A History，New York：Pearson Education，2000，p.105.
[19] John V.Pickstone，Medicine and Industrial Society：A History of Hospital Development，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5，p.98.
[20]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62-363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1] 皮特·格雷（Peter Grey）《爱尔兰大饥荒》，邵明、刘宇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22] 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40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3] Richard B.Finnegan，Ireland：the Challenge of Conflict and Change，Colorato：Westview Press lnc.，1983，p.8.
[24] 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 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43页。
[25]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江苏师范学院翻译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4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6] Laurence J.MaCaffrey，“Irish Nationalism and Irish Catholicism：A Study in Cultural Identity”，in Church History 4（1973），p.531.
[27]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薛力敏、林林译，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685页。
[28] L.Paul Debouis，Contemporary Ireland，Dublin：Maunsel and Co.,1911，pp.27-32.
[29] Antonia Fraser，Cromwell，New York：Grove Press，2001，p.473.
[30] 查尔斯·弗思《克伦威尔传》，王觉非、左宜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54页。
[31] 查尔斯·弗思《克伦威尔传》，第228页。
[32] 皮特·格雷《爱尔兰大饥荒》，第36页。
[33] 盖斯凯尔夫人《夏洛特·勃朗特传》，覃志峰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74页。
[34] 夏洛蒂·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书信》，杨静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62页。后出自同一原著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5] 勃朗特《勃朗特两姐妹全集·维莱特》，陈才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03页。
[36] 盖斯凯尔夫人《夏洛特·勃朗特传》，第211页。
[37] See Micael M.Clarke，“Charlotte Brontë’s Villette，Mid-Victorian Anti-Catholicism，and the Turn to Secularism”，in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4（2011），pp.967-989.
[38] 查尔斯·弗思《克伦威尔传》，第234页。
[39] Anthony Wood，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1815-1914，Harlow，Essex，UK：Longman，1982，p.237.
[40] 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页。
[41] 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页。
[42] C.F.Bastable，“The Irish Land Purchase Act of 1903”，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903），p.19.
[43] George Augustine Thomas O’Brie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reland from the Union to the Famine，Clifton，New Jersey：Augustus M Kelley，1972，p.516.
[44] Kathleen Constable，A Stranger within the Gates：Charlotte Brontë and Victorian Irishness，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0，pp.129-130.
[45] Chris Morash，Richard Hayes，Fearful Realitie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Famine，Dublin：Irish Academic Press，1996，p.60.
[46] 皮特·格雷《爱尔兰大饥荒》，第63页。
[47] 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第343页。
[48] Mac-Geoghegan，The History of Ireland：from the Treaty of Limerick to the Present Time，London：Charles Griefin，1869，p.243.
[49] 约翰·多诺修《凯尔特智慧》，刘镇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66-67页。
[50] Seamus Deane ed.，Ireland’s Field Day，Field Day Theatre Company，1986，p.34.
[51] 威廉·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周锦如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4页。
[52] 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
[53]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第685页。
[54] 埃里克·威廉斯《加勒比地区史》，辽宁大学经济系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47页。
[55] W.E.B.Du Bois，Black Folk Then and No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09.
[56] William Shakespeare，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Hertfordshire：Wordsworth Edition，1996，p.1140.
[57] 玛格丽特·莱恩《勃朗特一家的故事》，杨静远、顾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76页。
[58] Bronwen Walter，Outsiders Inside：Whiteness，Place，and Irish Women，London：Taylor & Francis，2001，p.164.
[59] Liz Curtis，Nothing But the Same Old Story：The Roots of Anti-Irish Racism，London：Information on Ireland，1984，p.94.
[60] Henry Grattan，The Speeches of the Right Honorable Henry Grattan，in the Irish，and in the Imperial Parliament，London，1822，p.45.
[61] John O’Beirne Ranelagh，A Short History of Ire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90.
[62] P.J.Marshall，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Eighteenth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272-273.
[63] Edward G.Lengel，The Irish through British Eyes：Perceptions of Ireland in the Famine Era，Westport，CT：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2，p.126.
[64] Terry Eaglton，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Studies in Irish Culture，London，New York：Verso，1995，p.298.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