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炮车运送灵柩的做法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战争，在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中广为流传。当时交战军队使用空的弹药车（caisson）或炮架车（limber）把阵亡者遗体从战场上拉回后方，成为参战国军队常见的惯例。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些欧洲国家在为去世的军事将领举行葬礼时也沿用了这一传统，用炮架车运送灵柩，上面覆盖旗帜。由于尺寸的原因，搭载灵柩的炮车通常采用18磅炮和25磅炮。这里的“磅”是指炮弹重量，对应的口径分别为83.8毫米和87.6毫米。灵柩炮车通常由六匹马牵曳，左侧的三匹马背上有三名骑手，右侧的三匹马只装空鞍。这也是炮兵的传统：过去的马牵炮车只有左边的三匹马配备骑手，右侧的三匹马用来驮运弹药、给养和粮食。 在美国，1901年在任内遇刺的威廉·麦金莱总统灵柩是用一辆黑色灵车运送的。在他之后去世的总统，无论是在任内去世还是卸任后去世，其灵柩都由炮车运送。这一传统始自1923年在任期内去世的沃伦·哈定总统，使用炮车是为了强调其陆海军统帅的身份，这也与一战当中膨胀起来的美国军事爱国主义情绪有关。图2是肯尼迪总统国葬，图3是里根总统国葬。 美国在为军衔高于上校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举行葬礼时，其灵柩车后面还要跟随一匹乘马，叫做“空鞍马”（riderless horse）【图4，里根总统国葬上的空鞍马】，也叫“美服马”（caparisoned horse）。其马背上披有一块毛毯（通常是黑色的），马镫倒悬，挂着一双军靴和一把指挥刀，象征阵亡将士长眠不起。1865年遇刺的林肯是首位在葬礼上出现空鞍马的美国总统，之后在罗斯福、肯尼迪、里根等已故总统兼三军统帅的葬礼上也出现了空鞍马。按照西方的说法，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成吉思汗时期，当时葬礼之后这匹马被杀掉殉葬，以在阴间继续陪伴阵亡武士的英灵。 驻扎于弗吉尼亚州迈耶堡的美国陆军第3步兵团炮车排专门负责饲养拉灵柩用的马匹，以及在军事葬礼中执行护送灵柩的任务。美国陆军一共有60匹葬礼用马，其中40匹在这里饲养。按照美军的规定，现役或退役军官、准尉、军士长，以及所有在军事行动中阵亡的士兵，都有规格享受炮架车运送灵柩的待遇。因此炮车排每年参加的葬礼次数多达1700次，平均每天要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八次葬礼，最多的时候达十六次。用于装运灵柩的炮架车是一门77毫米野战炮的弹药车，制造于1918年。 按照美军的传统，牵曳炮车的六匹马分为三排，每排两匹。最前面的两匹马叫“领头”（lead），由品性最温和的马充任；中间的两匹马叫“摇摆”（swing），负责转向；后面的两匹马叫“车轮”（wheel），负责是出力最多的马匹。由于炮车上没有刹车装置，因此最后一排的这两匹马也要充当刹车器。拉炮车的马匹必须是同一毛色，通常是黑色或灰色。其中一些马匹由弗吉尼亚、得克萨斯、马里兰、伊利诺伊等州政府捐赠。炮车排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匹马叫“黑杰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远征军司令约翰·潘兴的绰号命名。它曾先后在约翰·肯尼迪、赫伯特·胡佛、林登·约翰逊总统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的国葬典礼上充当空鞍马。1976年“黑杰克”以29岁高龄去世后，美国军方以全套军事礼仪将其安葬于迈耶堡。里根总统国葬时的空鞍马名叫“约克军曹”。 俄国革命后，斯维尔德罗夫、古比雪夫、列宁、捷尔任斯基、奥尔忠尼启则等革命领袖的灵柩由党的领导人从瞻仰大厅扛着前往安葬地，1936年去世的作家高尔基也享受了这一高规格待遇。而1934年谢尔盖·基洛夫遇刺后，联共（布）在为其举行葬礼时使用了炮车来运送灵柩。此后在加里宁、日丹诺夫、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葬礼上都采用了这种形式【图5是勃列日涅夫的国葬】。与西方国家把灵柩放在炮架车或弹药车上的做法不同，苏联是将灵柩直接放在火炮的炮尾或驻炮锄上。 用炮车运送灵柩的还包括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隆美尔元帅【图6】、埃及总统纳赛尔、宇航员加加林、苏联武器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撒切尔夫人【图7】、戴安娜王妃、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人。2010年在俄罗斯坠机身亡的波兰总统卡钦斯基灵柩安放在苏制ZIS-3型加农炮的炮架上，牵曳火炮的则是美制悍马吉普车。越南百余年来深受西方（法、美、苏）影响，因此2013年“越南人民军之父”武元甲元帅的灵柩也放在一门105毫米榴弹炮车上，从河内运往家乡广平省安葬。 有趣的是，尽管用炮车运送灵柩的传统滥觞于拿破仑战争时期，但1852年当英国为击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举行国葬时，并没有使用炮车运送灵柩，而是为其举行了盛大的“纹章国葬”仪式（参加葬礼的贵族全都穿着黑色的长袍和头罩以示哀悼，长袍外面披有绣着家族纹章的斗篷），这也是英国举行的最后一次“纹章国葬”。当时威灵顿公爵的灵柩放在一辆豪华的灵车（bier）上面，棺椁之上张盖着华丽的天蓬（pall）【图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