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大学精神包涵作为脑力的大学理想和作为心力的大学意志，有意志方可成就大学这一人为之事。办大学就是意志的较量。提出这一范畴有其理论意义、学科发展意义和现实意义。大学发展有赖于关键人物的意志激发组织共同意志的推动。个人意志转化为组织意志表现为空间上的凝聚与辐射，时间上的积累与传承。在中国办大学，必须借鉴和复兴中华传统智慧，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不失大节、不拘小节；至诚如神、道成肉身；把握机遇、顺势而发。大学主导者要炼就推动大学发展的道术贯通的本体功夫。
我们试图把“大学意志”（the will of a university）作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的重要概念提出并加以探讨。大学是一种要人去“不断做事” （doing）的存在。不“做”（Do）,大学就不“在” （Be）。当大学不再“做事”了，大学就只能成为历史传说和文化遗产；而“任意”或“随意”做事，大学就可能由大学之“是”而变成大学之“非”。可见，大学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和大学精神（the spirit of a university）只能在做事中显现和“变现”。大学若有理想地做事，就必须要有意志地坚守。这是提出大学意志范畴的朴素逻辑——
缺乏大学意志的大学精神是“口号”，
缺乏大学意志的大学理想终将沦为“幻想”！
一、为何提出大学意志？
（一）大学意志与大学理想共同构成大学精神
1.精神包涵“思”和“心”
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不只是指物质存在）， “乃大师之谓也”（更加是精神的存在）。大学的精神包涵“思”（mind）和“心”（heart），其中，以思而得知识和思想，由心而发情感和意志。以价值——理性为主的“纯思”需运用脑力，脑力侧重事实分析和逻辑论证；在情感——实践向度用心则需调动心力，心力指向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人们用“思”去研究“大学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为什么是”等问题，从而形成系统理论认知，我们称之为大学理想①，这是一种脑力性质的大学精神。 赵汀阳说：“即便所有思的分歧都在知识论或伦理中得到了解决，心的问题依然没有被触及。”[1]
知道理想的大学是怎样的当然重要，但几乎人们或多或少也都知道一些。相对而言，激发一种要把好大学办出来的意志却太稀缺。道理我们都懂，但就是没有完全上心，缺乏意志，结果大学理想便都还只是幻想。正如我们这些研究、谈论大学之人，脑中再怎么熟知何为理想的大学，依然不等于我们会很有心想去把这个理想实现。如若有想要把大学办出来的意志，则会去行动，人在实践的过程中，反而会慢慢了解大学的真知。故朱九思说：“关于管理工作，通常的习惯首先总是研究领导体制问题、组织机构问题、规章制度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是就当前情况来看，我认为重要的问题首先在于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2]（P177）
思之所得的大学理想作为脑力层面的大学精神，对于大学之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要触及到大学之“心的问题”，全“心”全“意”地把大学办好，则更要强调心力层面的大学精神，即大学意志范畴。
2.大学意志是大学精神的心力表达
国内外诸多学者和校长，都表达过关于“大学理想”的真知灼见。这些文献，有些是基于纯思的理论论证，有些是基于在场的、扎根实践的心力表达。二者区别在于：纯思的理论论证往往容易不自觉地遵循“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把大学作为客观对象来研究并获得纯理性认知（毫无疑问这是很有价值的）。比如，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 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的理想》、纽曼的《大学的理想》等等，这些文献主要揭示了作为理论理性的大学精神。而基于实践的、行动者的心力表达，则是普遍遵循“主客相融”的思维模式。它是一种如何把大学理想变现为大学事实的实践理性。比如洪堡、 赫钦斯、蔡元培、梅贻琦、马相伯、竺可桢、朱九思和刘道玉等人，他们对大学理想的表达往往充溢着富有心力的实践智慧。他们的思想是理想的、信念的，也是实践的、行动的，他们的语言往往是“肉”长的，是体现“大学意志”的经验表达。
事实上，大学的实践、经验远比逻辑更有力量。当然，“脑力指向”的文本范式与“心力指向”的文本范式，其价值轻重只是相对的，它们各自有所侧重，关键在于是否相互贯通。 大学意志是大学精神的心力表达，大学理想和大学意志共同生成大学精神。它们是阴阳互动、虚实关联的生态关系，这样的关系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化图腾的动态太极图①来比拟。
（二）有意志方可成就大学之事
1.大学是人为之事
大学不是自然之物(things)②。我们不能仅仅以纯粹主客二分的姿态把大学作为一个纯粹客观外在的认知对象而居高临下、冷眼旁观地谈论它、研究它。自然之物永远是其所是，并永远如其所是地存在着（……is），因此根本就不需要意志。大学也不是人造之物，大学是人为之“事”（facts）③。人造之物——比如人造的机器，机器一旦成型便能无意志地自行运转，机器自身不能变为“非机器”；而大学一旦不受大学理念之支配而做事，就会变成“非大学”。机器可以是身外之物，大学却永远都是人自身——不仅是“一人”自身，更是“众人”自身。机器停转依然是机器，大学停止做事就意味着要消失。
“to be is to do”[3]，存在就是做事。
不做事，事就不存在。因此，大学要通过创“事”实现创“世”。大学不是“固定”之物，而是“变动”之事，大学存在的本质表现为大学理念支配下的意志行动——不断做事，把事做出来，把事做下去。牛津大学800多年，成就了一路的故事，培养了历代的人才，推动学术不断进入新天地，她完成了自身吗？依然没有！如果牛津大学的领导者和师生员工不能继续努力地好好办这所大学，大学的声望就可能日薄西山，每况愈下，甚至消失或“死亡”。大学之事整体上无法一劳永逸，只能永远有意义地劳作，正如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的工作，是一件知行合一、驰而不息的工作。
办大学就是永远在事中，永远在路上，正所谓“道，行之而成”。大学之道，身在其中，行之方可成。大学意志就是“知道”并“行道”的知行合一。
2.有志者，事竟成
办大学未必总能做到知行合一，唯有“有志者” 才能克服“不知而行”、“知而难行”和“知而不行” 等情况。“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传习录》） 在大学理念之光的照耀下，办大学必须立志。以高等教育界尤其特殊的人物红衣主教纽曼为例：他既是大学的“剧作者”，也是“剧中人”，虽因《大学的理想》一书而负盛名，其本人却并不算是一位成功的大学校长。他于1852年受命担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学的校长，苦撑六年，最后惨淡收场。因为这个被评论为“无疑是一段失败的经历”[4]（P6），梅雅德利在为《大学的理想》所写的序中评价道：“纽曼见长于思想，而不见长行动。”纽曼的自我评价是“有能力教育一个民族，但是无能力对其进行治理”[4]（P5）。
思想力不同于行动力，要治理好一所大学，不能光是“有智”，还必须“有志”；不仅要立个人之志，还必须有能力激发大学内部众人之志，“众志”才能“成城”。办大学就是“要下决心，敢于竞争，敢于向好的方面转化。只有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才能把一所学校、一个系、一个专业办好”[2]（P177）。唯有念念不忘，久久为功，方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志者， 事竟成，大学发展最终才能别开生面。
（三）办大学就是意志的较量
大学意志的“是与非”
大学理想是方向、是指引，如果我们不能朝着大学理想而“做事”，不能基于大学的“应然”而行动，我们就很可能因理念不对把大学办成“非大学”，大学就可能成为以牟利为主导的公司，以权力为追逐的衙门，以科研为指向的研究机构；或者把大学办成工厂、办成中小学，甚至变成“大街”。
我们在中国文化背景里办高水平大学，很可能比西方文化背景下更具挑战性，因为大学理想有所不同。 西方的大学理想重在“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理念相对单纯；而中国的大学则理应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重大责任。比较而言，我们的大学所担当的相当于西方之“教室”加“教堂”的使命，我们的教师要担当的相当于西方之“教师”加“牧师”的责任。所以，在中国办大学更加需要大学意志。
好大学不是“说”出来的，“写”出来的，而是“办”出来的。我们可能嘴上说着大学理想、笔下规划大学蓝图，但是遇到具体情况，尤其一旦涉及个人利益，就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置高等教育理念于不顾，置大学发展战略于不理。这样的个人意志我们称之为“非大学意志”，甚至是“坏大学意志”。《论语》里面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大学的发展就是要提倡这样一种坚守大学理念而做事的精神。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能立足正确大学理念，把握大学定位，遵循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做出取舍、做出选择、做出决定，这就是大学意志。守得住，就是大学意志，是好的大学意志；守不住，方向偏了，就是“非大学意志”。
办大学，充满着大学意志与非大学意志之间的较量。如原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不能接受教会利用震旦大学传教的“非大学意志”，一气之下出走后白手起家创建“复旦”。“华工之父”朱九思则以坚韧的大学意志创造了新中国高等学校发展的传奇。他在“‘文革’中受冲击最大，但‘文革’以后还能有这样大的干劲、事业心……‘双批、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矛头一直是对着他，他一直是顶，甚至我们下面都说：‘九思同志走了算了，何必呢？’”[2]（P204）不论时局是“左”是“右”，朱九思始终不忘初心：“领导华工31年，一心一意，殚精竭虑，就是要把华工办好办出名，办成他理想中的大学。”[2]（P177）他坚守正确的大学理想，“有既定教育目标，遵循教育规律。在‘左’的干扰年代，难能可贵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2]（P8）由于坚持推行“高筑墙，广积才，多栽树”，华中工学院在“文革”期间不退反进，最终创造了年轻高校迅速成长为国内一流大学的奇迹。
2.大学意志的“强与弱”
杨国荣在分析“意志软弱”现象时指出，“行动境域中所蕴含的相关可能性与各种偶然性构成了意志软弱的本体论前提”[5]。面对可能性和偶然性，大学发展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不忘初心才能知道该取还是该舍，该进还是该静，意志软弱就容易在战略上“下昏招”。环境愈是恶劣，意志愈应坚强。 如朱九思不论华工面对怎样的现实挫折，“凡是他认准的事就必须办，而且必须办成功”[2]（P168）。单是“有好心”并不保证就能成“好事”，只有坚强的“大学意志”才足以对抗强劲的“非大学意志”。是非之判断往往需要行动的强弱来诠释，必须“当仁不让，全力竞争，志在必得”[2]（P177）。 意志出智慧，意志强大的人，办法总比困难多； 意志薄弱的人，困难总比办法多。意志坚强，则“至诚如神”（《中庸》）。意志强大者，往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超越理性计算，愿力强烈， 矢志不渝、守正出奇，往往把“不可能”变成现实。
且看朱九思在办学中如何“逢凶化吉”： 当年，他独领潮流，率先在工学院办文科。这比办理科更困难，因为教育部这一关过不了。但是朱九思一旦认准的事，他就有毅力和办法做成：先办研究所，这不用向教育部报批，等条件成熟后，把所转为系（如哲学、中国语言、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另外，还借助人脉资源，向教育部疏通关系，直接办系（如外语系和新闻学系等）[2]（P154）。 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朱九思不仅在中国最早提出研究型大学的理想，而且领导华中工学院向研究型大学转型。1977 年10月，朱九思以学院党委的名义跨级给邓小平写信，谏言高等教育改革，后来被传为学院的“经典故事”[2]（P168）。 朱九思不仅不轻言放弃，而且善于抓住每一次机会。有一次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来武汉开会，朱九思就用国际学术界大量采用数学理论来解决工程领域诸多问题等事实说服这位领导，最后取得了“允许试一试”的口头承诺，终于在举办应用数学专业上取得突破[2]（P180）。
（四）提出“大学意志”的意义
从理论上看，大学意志这一范畴的提出，或许将为高等教育学拓展出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大学意志是相对于大学理想这一“阴性”大学精神而言的一种“阳性”大学精神，是相对于大学理想这一“脑力”性质的大学精神而言的一种“心力”性质的大学精神。沿着“大学理想”的逻辑，或许可以拓展开一条“理学”意义的高等教育学发展范式；沿着“大学意志”的逻辑，或许可以拓展开一条“心学” 意义的高等教育学发展路径。
从学科发展看，如果大学意志这一范畴成立， 就意味着“大学就是人自身！”——大学作为人为之事，实际上便是“心力之事”。这也夯实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存在的依据。高等教育学理当强调行动研究、叙事研究、个案研究和院校研究。科学性和人文性的融合，脑力与心力的贯通，是高等教育学科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高等教育学科，越是理论的，就越具有实践性；越是实践的，也就越具有理论性。高等教育学科不仅要培养富有学科知识的“有智者”，更要培养富有大学理想的“有志者”，心、脑、志、智等能力集知行合一人才之一身。我们不仅要坐而论道，还要“做”而行道。高等教育学科队伍，即使不能与大学管理者、多学科教授们合而为一，至少也应尽量亲密接触。
从实践上看，当高等教育强国目标已经成为国家意志的新时代，作为具体某所大学的发展就更加取决于“大学意志”。提出大学意志概念具有现实针对性。大学意志是一个具有本土情怀和时代指向的范畴。
二、大学发展：谁的意志？
大学是人为之事，发展大学既是个人之事，又是众人之事。大学意志既是个人的意志，又是组织的意志；不仅是单数的，也是复数的。其中，关键人物的意志极为重要，几乎所有大学在发展的某些关键时期都是因为关键人物发挥了灵魂作用，他们因时而出，把握机遇，谋局造势，将个人的意志变成多人的意志，将少数人的共同意志，变成多数人的共同意志，最终凝聚了强大的组织意志，推动了大学的勃兴。
基于如上考虑，我们把大学意志界定为： 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那些富有大学理想的关键人物，无论身处常态还是非常态的大学境况，都能胸怀信念，因时造势，引领方向，确定目标，身体力行， 一以贯之，凝聚共识，群策群力，持续推动学校不断发展的精神状态。
以下我们从不同角度列举诸多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来说明关键人物意志对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所起的不可替代之重大作用。
（一）关键人物的意志
开创时代，民族功臣
没有洪堡就没有今日的德国。在当时德国四分五裂、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洪堡作为内阁当中的重要人物做出了一个改变整个德国历史的决定，亲自建立柏林大学。同样，没有哈佛也没有今日的美国。美国的历史是从“五月花”号轮船上的103名清教徒上岸写起的。这些新教徒上岸后仅仅16年，还没立定脚跟时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并在第二年以捐赠金额最大者名字命名为哈佛大学。而以色列在还不能建国的时候，就由犹太智者们先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正是后来的以色列开国总统魏茨曼。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因创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庆应义塾大学，而作为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被印于日本最大面额钞票上……在中国， 亦有孙中山在广州创立黄埔军校，毛泽东在延安创办一所所类似于军政大学的准大学，从此改写中华民族的命运[6]。这些关键人物秉承着教育救国的意志创校办学，把大学的命运与民族的存亡荣辱紧紧相连，既是创校的伟人，也是民族的功臣。
2.乱世英雄，恪守初心
“英雄概括来说，就是伟大人格，确切点说，英雄就是永恒价值的代表者或实现者。”[7]如孔子被围困之时依旧“弦歌不辍”，精神不倒，砥砺前行， 薪火相传。孔子的英雄表现成就了他守道传道意志的楷模形象。在烽火硝烟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英雄们的伟大意志在大学的持续发展中彰显得更加熠熠生辉。“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 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6]可是，民族精英却能固守“战时须作平时看”的远见卓识——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尽管是在穷山恶水的大后方续办战时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却能在国家面临极大危机、物资条件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成就了在当时堪称世界级水平的大学。抗战八年的大学发展史，留下了太多彪炳千秋、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比如竺可桢，1936 年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他，在意识到“办好浙江大学有助于‘使我们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的大局之后，毅然受命于危难之际”[8]。他经年累月地努力，把浙大办成了可与清华、燕京、南开齐名的著名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剑桥”。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时局下，他改变了只做一年校长的初衷，领导浙大数次大搬迁，几经周折不仅没有使浙大损伤元气，而且还有所发展。颠沛流离中，他的儿子病死、原配夫人去世，但他都顾不上，把自己的精力全然奉献给了浙大……
3.临危受命，创造奇迹
在一所大学的发展过程中，要在某个困难时期、低迷时期得到逆转和蜕变，往往都仰赖于一位关键人物意志之力挽狂澜。以北大的蜕变奇迹为例：从诞生之日就飘摇在风雨中的京师大学堂，在民国成立之初由严复当校长。他试图进行一个体制性的改造，但是很快就因为被人攻击而离开，京师大学堂复又堕回“官僚养成所”的喧哗状态。之后蔡元培临危受命，革故鼎新，终使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在他前后执掌北大十年之间，高达八次请辞，从他的频繁请辞不难看出当时的艰难险阻和环境之恶劣。尽管如此，他依然不惜个人代价，以退为进，用其无人匹敌的行动能力和强大意志数度保卫北大穿越乱局，坚守学术自由，贯彻“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大成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理性殿堂。蔡元培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大学校长，诚如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说：“哪怕拿全世界的大学校长做比较，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二）组织共同意志
“独行快，众行远”。大学不是个人之事，而是众人之事。个人之志必须转化为众人之志。如果它不能达成共识、凝心聚力，形成组织共同意志，大学发展难以持久。
1.个人意志关键而局限
福柯在他的书中提到一个故事：在一个地方，其他人都喝了某条河的水，变成了疯子。而国王知道那河水不能喝，所以他没有去喝。全国上下的人却都把他看成是疯子，最后逼他喝了河水，于是大家一起疯了，觉得这样才是最正常的。④故事中的国王就是关键人物，然而“智力孤危”，最终没能逃脱被“乌合之众”同化的命运。这则寓言表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个人意志”在不能引领和激发群众意志的方向和能量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成就事业的。前述纽曼办学失败，原因之一亦是因为他“意志孤危” 未能达成组织意志所致。
2.文化、习俗、传统和无意识
个人意志尤其是关键人物的意志之意义在于， 他能以中流砥柱的气象，因势利导地使其大学意志能在空间上辐射，在时间上传承，进而转化为一所大学的集体意志、组织共同意志。大学意志如果仅仅停留在英雄人物的个人意志上，就无法灌注于大学有机体中得以持续延展。一旦个人“不在其位”无法发挥作用，其事业就很可能前功尽弃化为乌有。 个人意志终究只是一种单数的、孤独的意志。“办大学就是办一种文化氛围”，要把个人意志实现为整个大学的意志，关键个人就必须带动和激发集体意志，并且最终把大学意志变成文化、习俗、传统。 一旦大学理想和精神变成文化共识，大学组织里的平凡人大学意志就将成为大学健康发展的基础，成熟大学文化的传统化才使大学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学，成为具有意志免疫力的大学。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分析群体心理学时提出，“传统代表着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支配着人们的是传统，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9]。
因此，大学意志的理想实现，就是大学理想和精神变成了大学有机体的传统、习惯和习俗，乃至使大学意志成为大学里具有主体意识的群众的“集体无意识”。历史一旦步入这样一个阶段，即使关键人物不在，其理想、意志却永存，并体现于“在场者”们的自觉行动之中。正所谓：“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10]
三、大学意志何以可能？
大学意志是所有大学之人的意志，广布于学科专业教育教学体系、行政管理体系、后勤保障体系和运行支持系统的主体之中。所有系统主体的意志最终都要落实为人才培养和发展科学的意志，即课程教学意志、学科专业建设意志。也就是说，教学科研人员的大学意志是核心。那么大学意志究竟何以实现呢？我们试图从时空维度概括性地探索大学意志落地的可能性，并以中华文化视角出发总结出几点方法论。
（一）空间上：辐射与凝聚
1.有“共同利益”而成“共同事业”
如果每个人都仅仅是考虑个人利益，那么个人意志永远无法凝聚为大学组织之共同意志。大学的发展是大学中所有人的“共同事业”，因而有其“共同利益”。关键人物为何成其为大学的灵魂， 恰恰是由于关键人物能够超越一己私利，站在组织的战略利益、站在民族国家的长久利益乃至站在人类的视角，去形成立足时代、立足当下所处境遇之理想。这种意志能够把声音辐射到每个人的心里，又把力量凝聚到每个人的心里——利益具有辐射性，力量具有聚集性，这是能够形成组织共同意志的重要基础。
中国大学的精神，有必要返本开新，学习北宋哲学家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为天地立心”，做什么事情要对得起天地，这是宇宙的责任。“为生民立命”，做事情要对得起百姓，这是人类的责任。 “为往圣继绝学”，强调文化的传承，不能永远活在现在，要传承那些精华、经典的东西，这是历史的责任。“为万世开太平”，追求和谐和平，这是社会的责任。中国古代之“士”的精神，登高望远，已经远远超越了个人利益，是能够站在宇宙、人类、历史、社会等高度，形成大学发展所必须的“大视野、 大胸怀、大格局、大境界、大智慧”，构成能够统一、整合所有组织成员之意志的精神之“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出版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想转变》[11]一书，亦强调“共同利益”并将教育视为一项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2.有“共同信仰”使“大学代宗教”
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创造的源地、理性的殿堂、社会的良心。大学既是知识的仓库，又是智慧的集大成之场域，“有一种东西，它对于智慧的信念变成了本质上是宗教的东西”[12]。由于在大学中，人们都无一例外地崇拜理性、信仰智慧，并在理性精神的基础之上，担当起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命运重责，形成了一种宗教般的情怀。人们有信仰， 大学才有力量——“蔡元培提出要以美育代宗教， 之后冯友兰提出以哲学代宗教，他们看到在一个缺乏宗教情怀加之传统文化又遭遇严重破坏的国度里，民族的精神信仰不能找不到依傍……信仰是文化的维他命，是人心的凝聚力量。”[13]
所谓以“大学代宗教”，正是在强调理性的力量，强调责任的担当，这是大学意志得以可能的重要精神因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键个人的意志变成大学中每一个组织成员的意志，便会形成一种思想的“场”，引起思想共鸣，形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同信仰。大学意志最后落实为一种共同的文化氛围，有了这种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在行为上就会相互理解并支持。到了那时，大学意志才会真正可能落地。
（二）时间上：传承与积累
1.传承大学意志
是由大学理念主导的意志，是关键人物的意志，是组织里的共同意志，是世世代代传承的意志。如朱九思高中毕业后因家境困难没有报考大学，到浙大做了一名小职员。青年朱九思虽然在这所大学只待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但耳濡目染已深刻地被这所名校的氛围熏陶。这实质上恰恰是对竺可桢大学意志的传承。又如芝加哥大学，作为后起之秀为何能迅速成为居哈佛大学之后的世界超一流大学呢？有学者通过分析芝加哥大学自第一任（1891年）到第八任（1975年）八位校长的理想指出：“八位校长的基本理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连贯性。其中最著名的赫钦斯也是承前启后的……校长的大学理想要有稳定性……当理想成为一种传统时，其力量就是其他因素难以比拟的。”[14]
由于中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大学制度，因此中国的大学是尤其需要强调传承的，否则每次大学中的“改朝换代”都是一次“西西弗斯之山石跌落山底”的重演，一切从零开始势必造成诸多不必要的内耗，既不能一脉相承也无法一门深入。
2.积累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大学意志要得以根深蒂固变为大学的精神图腾，也不是短期内能够一蹴而就的。近年来，大学校长的任期成为研究热点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校长任期作保证。历史上美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是15年。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于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着管理水平比较低，规章制度不规范等问题，大学校长的任期最好保持在15～20年，这样才能使校长有足够的时间实现其深远意义的改革。”[15]
试想朱九思若没有31年之久的付出，何以成就后来的华工？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直至去世都一直服务于清华，才使得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三）立足传统文化：复兴中华行动智慧
大学意志不是“硬而脆”的，而是“坚而韧” 的。因此，它充满了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在中国办大学，我们必须借鉴和复兴中华传统智慧——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不失大节，不拘小节；至诚如神，道成肉身；把握机遇，顺势而发——以炼就促进大学发展的道术贯通的本体功夫。
1.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大学不是“大街”，大学人也不是“大众”。因此，大学既要立足现实，更应批判现实、超越现实，从而引领社会走向未来。“引领性”决定了大学必须要有“超越性”，精神若不出世便无法超越当下。 但大学人又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或“躲进小楼成一统”，行动若不入世便容易消极避世。大学的这个特点，恰是道和佛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反映在高等教育哲学中，则是“认识论”与“政治论”之间的调和。
2.不失大节，不拘小节
中国的大学意志体现的是“韧性”，是“不失大节”与“不拘小节”的外圆内方之处事智慧。要使大学意志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就要借助道家“造势和顺势相结合”的智慧，不是硬碰硬，不是蛮不讲理，不是“硬而脆”的，而是“硬而韧”的。 《老子》的“曲则全”、“柔弱胜刚强”讲的正是有弹性的处事智慧。如朱九思讲：“作为一个学校，对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教育部、省委的指示，我们都要坚决执行（不失大节），问题是如何坚决执行（不拘小节）。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必须把上级的指示和自己的情况相结合，这不是对上级指示有什么意见，而恰恰是对上级指示最好的执行、最坚决的执行。”[16]
3.至诚如神，道成肉身
中国智慧讲“诚”（《中庸》）。所谓“至诚如神”、 “不诚无物”，意志就是“诚”。“诚”必源自于“发心”。《华严经》云：“菩萨于生死，最初发心时，一向求菩提，坚固不可动。”《优婆塞戒经》曰：“若有菩萨初发无上菩提心时，即得名为无上福田。”所以菩萨应确认自己是否已经发起菩提心，只有“发心”才有诚之源头。“诚”必贵在坚固不动，大愿地藏王菩萨之所以能够成就佛教中一位愿力深厚的菩萨,因他“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似秘藏”。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守仁，是儒家智慧中的坚固不动，故又有孟子的“我四十不动心”。有了这样的愿力，玄奘跋涉十八年亦可取回真经，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亦可最终胜利，十字军在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依旧一腔热血地东征讨伐异教徒……孔子讲“我欲行不言之教”（《论语》），王阳明说要“事上磨练”、“化口耳之学为身心之学”（《传习录》）。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均体现了道成肉身之本体功夫。
①感谢汕头大学前副校长王伟廉教授的读后诗作“: 高教理论几多谜，意志理想求对齐；交织密码寻解药，辨识大学借太极。”
②Things 和facts这一对概念见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英文版。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 Wittgenstein.1922.
③事即我们的所作所为。“事”这个中国概念的定义是“所作所为”，非常接近西方的“factum”。如《淮南子·汜论训》：“所由曰道，所为曰事。”转引自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8.
④该故事原见于[黎巴嫩]纪伯伦.先知·沙与沫[M].钱满素,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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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祥云（1964-），男，江西大余人，教育学博士， 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綦玲，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原文见于《大学教育科学》2018年第3期。
原标题：不立志，天下无可成之事——张祥云教授论“大学意志”
来 源：綦葩说（微信号Qipashuo_）